大地复苏，万物萌生，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我们终于迎来了疫情之后“跨文化系列讲座”的线下第一场讲座，总第106讲。
2021年4月1日下午，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这场学术讲座在教四楼213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钱锺书与俄国近现代文论”，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吴晓都研究员，讲座主持人为陈戎女教授，讲座评议人为黄悦教授。出席讲座的还有中华文化研究院周阅教授、外国语学部张生珍教授、培训学院孙亚鹏老师等。
从题目入手，吴晓都教授先从“文艺学”一词讲起。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曾提到，“文艺学”一词来自日语，但通常提到文艺学，我们会想起俄罗斯文论或苏联文论，那么这和钱锺书先生又会产生什么关系呢？而后，吴教授给出本场讲座内容的关键词，逐一分析，例如：
钱锺书、别林斯基、形象、形象思维、陌生化、博喻、莎士比亚式、莎士比亚化。
吴教授指出，近现代中，俄国文论界对世界文论有两个重要的建树与贡献，一是形象思维论，二是形式文论学派，而钱锺书先生对俄国文论的这两个理论建树均有研究与评价。
一、“形”与“象”的辩证区分
我们知道，钱锺书不大在定义上做文章，而精于经典个例的广博比较，他深入钻研老子、庄子的典籍以及屈原的《楚辞》，区分了“形”与“象”的原始古义及其后来的演变。“盖‘像’出于‘形’，‘形’斯见‘像’，有‘像’安得无‘形’？今语固合而曰‘形象’，古人亦互文通用，如《乐记》：‘在天成像，在地成形’；《老子》四十一章：‘大象无形’；《庄子·庚桑楚》：‘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吕氏春秋·君守》：‘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因此钱锺书指出了在中国古代形与象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后通过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和18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对其的论述，钱先生解释了“形”与“象”在文艺创作中的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的创作肌理，即在一种条件下，“形”只是作为素材，“象”则是成形的作品；而在另一种条件下，“象”又作为素材的“形”，等待转化为下一个“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先生对中国古代文献中“形”（材料）与象（作品）在文艺创作中，通过一定条件下，前者转化成后者的规律的总结与阐发，也可以用席勒的相关文论加以映证：“一块大理石虽然是而且永远是无生命的，但通过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手同样可以变成活的形象。”
二、形象思维论在中国
形象思维论是新中国文艺理论吸收外来文论资源里一个最重要的构成。来自俄苏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这个文学理论被我国文论界普遍接受，广泛讨论。当然，后来这个理论也命运多舛。在“文革”中，形象思维论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理论”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诗歌的信，信里论及并肯定了形象思维理论，毛泽东指出: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拨乱反正，恢复了这个文学理论的声誉。钱锺书有关形象思维的新论述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阐发的。他在修订后的《通感》一文中明确地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列，而且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逻辑思维所避忌的推移法，恰恰是形象思维惯用的手段。”
三、形象思维论：
钱锺书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外国作家批评家论形象思维》中简单介绍了由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创立的文艺理论“形象思维”及其在中西两方的接受。
起初，这个文论概念长期以来不为英美文论界接受，在西方古典文论典籍中名不见经传。钱先生认为，所谓“形象思维”相当于古希腊人的phantasia和古罗马人的imagination，但这两个与形象思维关联的西方古词还没有接近近代的形象理论，而古希腊文艺理论也普遍忽视“想象”。而后，他又审视了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但丁、莱布尼兹、维柯及谢林对想象的认识与研究，勾勒出前形象思维论在欧洲思想界发展的脉络。众所周知，想象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情节的酝酿和情节与情节之间的逻辑衔接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进入19世纪之后，多数作家和批评家对想象在创造中的支配的强调是一个必然趋势，而这实际上就肯定了形象思维，肯定了别林斯基提出的形象思维论。
别林斯基在对冯维津著作和扎果斯金作品的评析中首先提出了“诗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又在评价伊万·瓦年科的《俄罗斯童话》中再一次重申“诗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他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说到：“哲学家用三段论来讲话，诗人以形象和图景来讲话，而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用统计数字来影响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某个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由于某些原因而改善了多少或恶化了多少。诗人用对现实生动鲜明的描写影响自己的读者的想象，通过真实的图景表现某个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个是证明，一个是表现，而两者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的论据，另一个用图景而已。”
而俄国批评家发现并创立的形象思维论却不仅仅是从俄罗斯文艺界的历史与现状中生发出来的，它也是在吸取和继承了欧洲文论家关于想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别林斯基是德国文艺和美学的忠实学生，他作为黑格尔美学的学生对老师的理论有继承与发展，并对席勒的观点进行了借鉴。
最后，吴晓都教授也归纳了形象思维的主要方式、内容及特征：一是情感体验；二是回忆与想象；三是思维过程充满着丰满、生动、鲜活的形象性。
四、形象化的三个观照维度：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中尊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也十分重视思想表现形象化在文学艺术，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他十分赞同毛泽东对宋诗爱讲理、缺形象的批评，“宋诗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宋理’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
唯独苏东坡不同。钱锺书认为苏轼的诗歌是“丰富、新鲜、贴切”比喻生动的宝库。比喻或比兴，是形象思维过程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实现方式，是将抽象的道理、现象，或要形容的人或事形象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泄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这些都是比喻的佳句，钱先生关于形象思维的研究多与东西方古典诗歌里的比喻研究相联系。钱锺书称苏东坡为最懂形象思维规律的大诗人，在《宋诗选注》中特别称赞他善于把宋代散文家“博喻”的优点吸收到诗歌创作领域，堪称一绝，他还从跨文化角度敏锐地联想到西方文学类似创作的规律性现象，指出苏东坡与宋代散文中的“博喻”恰似“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这就为我们研究苏轼诗歌形象化的特点打开了一扇跨文化的诗学大门，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中形象思维艺术实践的新途径。
而钱先生在苏轼诗评中提到的“莎士比亚式比喻”也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十分著名的“莎士比亚化”的创作主张。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读者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论历来主张作家追求形象生动地描绘社会生活的“莎士比亚化”，而不赞成“席勒式的时代精神传声筒”。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最重要的审美与创作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莎士比亚化”，也可以用钱锺书先生所提到的中国文学“博喻”来作异质文化的同类比较。
五、结论
吴教授最后总结，钱锺书关于“形”与“象”、博喻、形象思维以及“莎士比亚化”的研究给我们当代跨文化文学研究以如下启示：
第一，他肯定形象思维是东西方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里必须遵守的固有规律。他的跨文化溯源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我们的古典文论词源研究。
第二，他从中国诗论的文化视角审视现代文论中的形象概念与形象思维，提出了注重“形”与“象”的互文与互动关系，丰富了形象思维论的阐释。
第三，钱先生通过“博喻”把中国古典文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莎士比亚化”观念及俄罗斯的形象思维论有机地融通、整合一体，从中国文化和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有关莎士比亚化的阐释，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资源。
第四，钱先生从跨文化的语境对“形”与“象”以及形象思维论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文论建构特别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俄国近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形象思维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
六、对话环节
吴晓都教授的演讲结束后，讲座来到了对话环节。
陈戎女教授认为，从讲座伊始吴教授给出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本次讲座内容干货满满。形象和形象思维是有别于欧美传统的俄国文论核心概念。形象思维不仅可以解释哲学，或许也可以解释许多其他艺术门类。吴教授将别林斯基提出的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文论进行了大量地结合，尤其是钱锺书关于形与象以及形象思维的辨析，兼通中西古今。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本是从语言角度阐释何为真正的诗，真正的文学，后来布莱希特取用“陌生化”概念阐释他对戏剧效果的新理解，陌生化有了更多的应用，至今仍在用，革故鼎新。正如吴教授在结语中说到的，钱锺书对于俄国文论和中国诗学的相互阐发的价值和意义，即在掌握扎实材料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和文论进行创新性的发掘和互通，而不仅仅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
黄悦教授认为，吴教授今天的讲座可谓是旁征博引，这种触类旁通式的方式方法正是一个比较文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其次，关键词式的讲法使得理解讲座内容变得更加清晰，而在这背后串联了一个重大的文论问题，比如形式主义文论探讨的不仅仅是文学或诗歌的“形式”问题，因为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功能论，即什么是使诗成其为诗的问题。第三，吴教授的讲座在讲每个问题时都会给出背景，即当下语境，例如70年代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诗歌的信，信里论及并肯定了形象思维理论，而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回归，这便是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最后，吴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一个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他对文论的追溯上通传统文论的丰富性，下指当下的文论语境和观念，这种思路和立场值得我们学习。
张生珍教授提出了关于“莎士比亚式”和“莎士比亚化”的翻译问题，吴教授回答这两个汉译是同一个词，即Shakespearean，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语境的翻译的重要性。
周阅教授用八个字来概括吴晓都教授的讲座，“博古通今，东西兼容”，而这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做跨文化研究必须具备的素质。
本次讲座为校内外师生带来的既是知识，也是思想的启迪，最后，这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