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三题（一）尼采的读者

原创 2016-10-14 张辉 比较所30岁啦

    作者简介

    张辉，江苏省南通市人，文学博士，师从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文学解释学（兼及经学）、文学与思想史、中德文学与美学关系。著有《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合著）《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德意志精神漫游》《冯至：未完成的自我》《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如是我读》等。主编《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合编）以及“伯纳德特文集”（11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24卷），试译有《诗与哲学之争：从柏拉图到尼采、海德格尔》等。

尼采三题

尼采的读者

文／张辉

Ein gut Gebiss und einenguten Magen—

Diess wünsch’ich dir!

Und hast du erst mein Buchvertragen,

Verträgst du dich gewissmit mir!

（祝你——

胃纳极佳，齿牙完艰，

你若消受了我的拙作，

必会与我十分投缘！)

——尼采：《快乐的科学》之《致读者》[1]

一、读者：众人还是自由精灵？

    也许不必讶异，尼采对他的读者提出的要求却关乎“胃纳（Gebiss）”与“齿牙(Magen)”，似乎是生理学上的。因为，与他的大量其他“苛求”相比，这个幽默的比喻，实在算不上耸人听闻。通读这位“超人”倡导者的著作，我们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文体家尼采，同时也是古往今来对读者要求最多、最细、甚至最苛刻的作家之一。

    至少有两本书的副标题，直接道出了尼采的心曲。一本是原先题献给伏尔泰的《人性的，太人性的》（１８７８-１８８０），其副标题是“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另一本则是尼采送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副题是悖论式的——“一本给众人也不给任何人的书（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这两个副标题，显然与尼采对读者的拟想与选择有关。

    对尼采而言，尽管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他的著作的读者，但自由精灵与芸芸众生显然无法相提并论。与其说尼采对所有阅读他的书的人都有非常大的期待，不如说他心中事实上总有“隐含的读者”，那就是“自由的精灵”。不过，由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要后于《人性的，太人性的》若干年，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尼采对自己的书能否与“自由精灵”相遇，也就是说能否有真正的知音，实际上已经逐步产生了怀疑。对比两个副题，不难看出，其中所指认的读者已经由单纯变成杂多，由确定转向含混，甚至由对之满怀信心转向狐疑不定。 

    “给所有人（众人）也不给任何人”这个说法看似费解，却正是尼采复杂心态的准确写照。就是说，他渴望心有灵犀的读者，但也担心自己的著作“遇人不淑”，不仅无法遇到知音，还反而落得个不幸被“众人”利用的下场。尼采著作后来的命运，应该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前提，尼采几乎在每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都或明或暗地涉及读者，[2]并将读者问题与他的一系列文化批判与哲学思考联系了起来。毋宁说，尼采是在通过对自己心目中所期许的读者的描述和呼唤，企图寻找到与自己“十分投缘”的同道、寻找到携手战胜现代痼疾的战友。这，无疑与完全学科化了的现代学问，如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尼采而言，不区分作者的优劣，也不区分读者的良莠、阅读行为的好坏，不仅错误而且危险。而用抽象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理论将这一切标准化、“科学化”，把所有读者都降低到“众人”的水平，本身就是一种堕落的末人表现。 

    无论如何，在尼采那里，为什么人写作、由什么人来阅读，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而阅读什么、怎样阅读对读者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可以说，什么是合格读者，这个涉及德性的问题，贯穿了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因而，它不仅是我们进入尼采思想殿堂的重要入口，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代精神和思想困境的不可多得的参照。

二、“慢板爱好者”的德性

    尼采对读者问题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早在１８７２年，２８岁的尼采便在送给瓦格纳夫人科西玛·瓦格纳的圣诞礼物《五部未写就作品的五则导言》中郑重提出了这个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问题。那拟想中的五本书，依次涉及真理、教育、国家、哲学与天才之间的竞赛等宏大论题，可谓深谋远虑、出手不凡。而特别非同寻常的是，在讨论教育的那则《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的导言中，尼采正是以对读者品质的强调来展开他的所有论题的。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在巴塞尔大学连续发表了五次演讲，进一步申述自己的主旨。其思虑之深，可见一斑。[3] 

    而以讨论读者问题来思考并谋划教育制度的未来，确实有尼采的独特之处。至少，在尼采看来，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培养“作者”、“专家学者”或大而言之“知识分子”, 而更直接、也更切实的是——培养读者。这看起来是在降低教育标准，而实际上却击中了现代教育的要害，特别是所谓“自由教育”的要害。因为，所谓“自由教育”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忽视了对优秀读者的培养，而过于强调“创造发明”、强调所有人都要做“作者”，甚至到了“作而不述”的程度。 

    可是，试想一下，一个不会阅读的受教育者，又会创造发明出什么来？一个对伟大思想没有基本理解的人，其所谓创造与自我复制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毫不奇怪那个主张“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同时也是极端重视阅读的尼采。至少，尼采知道，读懂古人特别是以古希腊为鉴，才有可能重估现代精神；尼采也知道，现代社会匮乏的不只是识文断字的读者的数量，而是有质量的读者。是读者的品质或德性，而非读者的绝对数量，才是衡量现代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建立新世界的根本依托。但，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所倡导的解释学，却远远地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抛在了脑后。

    在《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中，尼采开宗明义，提出的正是品质（Eigenschaft）问题: 

    读者, 我对之有所期望的读者，必须具备三个品质：他必须平静而不匆忙地阅读；他必须永不把他与他的“教育”夹缠其间；最后，他必须不期望结    论，比如新大纲（neue Tabellen）什么的。[4]

    这三个简单的要求，却也是困难的要求。而尼采其后叙述三个要求的顺序，亦颇耐人寻味。他首先论述的是第三个要求，即不急于要求结论和新大纲。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是否能培养出优秀读者，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有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有了方案，却没有真正能行使这种方案的人，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只能“从经验主义的深处，转而跃到真正文化问题的高度，并再次降到低洼地，降到最枯燥的规定、最文雅的大纲”，[5]如此循环往复、徒劳无功。因此，尼采尽管期望自己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获得一种“自由的景观”（freie Blick），但却也更愿意对读者提出最具体、最实在的要求。

    他的第二个要求因而是：“平静而不匆忙地阅读”。换言之，就是要求这些读者具有慢读的德性。而之所以要具备慢读的德性，在尼采那里至少有三重意义。首先，主张慢读，是对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的一种有力反击，这与前面所说的“不急于要求结论”可谓异曲同工。其次，慢读还能培养“不经济的人”。这些人反对“依据节省或浪费时间来判断所有事物价值”的资本主义逻辑，从而可以更有效地面对真正的文化问题。再次，慢读是对“起伏不定的时代”的回应。就是说，读者可以借助在慢读中的深入思考，避免对时代的盲从，更不至于麻木地被匆忙的时代精神拖着走，无所适从。[6] 

    以一种阅读方式，来面对一个时代的问题，难怪尼采自己也要戏谑地称这样的读者为“傻乎乎的废物”。但这毫无疑问绝非无的放矢。尼采在《曙光》前言中那段关于“慢板”的议论对此说得更清楚： 

    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和迫不及待地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让我们还是从一个更伟大的高度俯视遥临冷眼旁观吧；让我们还是以一种低低的声音在我们之间说出它，以至只有我们自己听得到它，而任何其他人都听不到它、听不到我们吧；但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说出它吧……这篇前言是一篇迟到的前言，但并没有迟到太多——毕竟，５年或者６年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书是不能草率对待的；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我过去是一个语文学家，也许现在仍然是一个语文学家，也就是说，一个咬文嚼字的教导者。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结果我的写作也是字斟句酌。每写一个字都让“忙人”者流感到一次绝望，这现在不仅成了我的习惯，而且也成了我的爱好——也许是一种恶毒的爱好？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今天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不可或缺；在一个“工作”的时代，在一个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旧的或新的著作的时代，这样一种艺术对我们来说不啻是沙漠中的清泉，甘美异常：——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我的耐心的朋友，本书需要的只是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家：请学会正确地阅读！[7]

    不难看出，若干年之后（１８８１年），尼采依然坚持着２８岁时对读者的最初要求。除了对“不慌不忙”的强调，用“正确地阅读”来对抗“工作”的时代——也即“起伏不定的时代”，还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主题。 

    １８８６年《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再版时，尼采又从反面重提这个问题。对“马马虎虎地阅读”做了反讽，并再次拟想了心目中的理想读者： 

    这本德国的书懂得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中找到它的读者——大约花了１０年时间——并且一定熟悉某种音乐和笛子艺术，甚至外国人漠然的耳朵也会受到其诱惑而倾听——可正是在德国，这本书被马马虎虎地阅读，评价最糟糕：原因何在？——“它要求太多”，有人回答我说,“它面向没有为粗野苦役所困扰的人，它想要有细腻的、极其精细的感觉，它需要过剩，需要时间的过剩，内心与天空的明朗的过剩，最无拘无束意义上的悠闲的过剩：我们今天的德国人是没有的，因而也不可能给予别人那样纯粹的东西”。[8]

    尼采当然知道，“正确地阅读”对现代人比对古代人更加困难。因为，讲究“经济效益”、期望立竿见影、盲目地随时代潮流而动，正是现代人的习性（Art）。而这习性已经甚至变成了自然（Natur）。正因为此，尼采提出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允许根据现代人的习性，把自己与自己的教育带入阅读之中，似乎把这当成一把量尺，就可以掌握衡量万物的标准”。[9]

    一个读者要摆脱自己以及自己所受的教育——用现代解释学术语来说，即所谓摆脱“前见”或“偏见”——达到无知（Nichtwissen）或无知之知（Wissen der Nichtwissen）是不是天方夜谭？对于熟悉“视界融合”、“阐释循环”以及“效果历史”的人们来说，这或许尤其不可思议吧？

    尼采好像对此早有预料。与其说他在要求读者摆脱一切依凭，不如说他首先企图摆脱的是“现代人的习性”。因为正是这种习性，导致了人们的慌慌张张，导致了教育的失败，乃至现代精神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达到对现代的“无知”——更准确地说，“无知之知”——才能最终克服并超越现代。 

    而他用以摆脱现代习性的方式，乃是“德国人的蛮性”，即不与现代思想合流的、古代人那样的对少数人的确信。由此，问题又再一次地回到读者的德性上来：

    你们这些孤独的人，让你们被发现吧，我相信你们的存在！你们这些无私的人，你们的痛苦因为德国精神的毁灭与痛苦！你们这些深思的人，你们的    双眼无法匆忙从一个表面滑到另一个表面。你们这些高尚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赞扬你们，除了巨大的荣耀和艰巨的工作在大声召唤你们，你们都踌躇满      志、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我召唤的正是你们。[10]

    值得注意是，这些所谓“孤独的人”、“无私的人”、“深思的人”、“高尚的人”，正是尼采的读者对象：“极少数人”（sehr wenige Menschen）。正像在提出第一个要求时，尼采对普遍适合绝大多数人的大纲并不感兴趣一样，很显然，尼采在这里也并不是在向所有读者（“众人” ）提出要求，而恰恰针对的是他心目中的优秀读者。这就意味着，在尼采看来，摆脱现代人的习性，不仅并不是多数人的事，而且也是多数人无法达到的要求。但是，对少数人来说，这却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敢于面对孤独、敢于骄傲地“踌躇满志、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还因为，他们之所以能选择不按照时代精神（或“偏见”）而生活，正是真正摆脱了众人所无法超越的限制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不匆忙地“从一个表面滑到另一个表面”、有勇气承担精神价值毁灭的后果。而追求荣耀、承担艰巨的工作，则是因为他们有内在的渴望、内在的德性。更直接的是，他们学会了阅读那些伟大的书，并从中获得了面对真正问题并走出自己时代限制的可能。 

    这样一来，能否超越现代局限做一个优秀的读者，就不仅是个解释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即是否愿意并能够成为“少数人”的问题。就是说，尼采把最后的决定权，还给了读者自己——要么与现代人一道与自己的偏见为伍，甘于堕落；要么在对伟大思想的“正确阅读”中，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与智慧之蛇和高傲之鷹为伴，得以俯临由众人组成的市场世界。[11]

三、“我的一切著作皆成为钓钩”

    在对读者的德性提出非同寻常要求的同时，为了鉴别和挑选心目中的优秀读者，尼采使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他以不同凡响的文体，为那些不合格的读者设置了障碍，检验了他们的德性；也与优秀读者达成了了某种真正的默契，建立了互相交流的通道——甚至是秘密通道。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再版序言一开头，尼采这样写道： 

    人们十分经常地、总是带着非常惊异的表情告诉我，我的所有著作，从《悲剧的诞生》到最近发表的《未来哲学的前奏》，都有着某种共同的、了不     起的东西：他们对我说，它们全都包含着捕捉粗心大意的小鸟的陷阱与罗网，几乎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导人们推翻习惯上的价值估价与受到珍视的习       惯。[12]

    这里，尼采再次提醒他的读者注意，自己几乎所有著作非同寻常的共同特点。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修辞。但尽管如此，这还是透露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消息。至少尼采告诉我们，他的文本中有许多暗藏的机关，包含着不少陷阱和罗网，需要小心破解，而不是马马虎虎阅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这些陷阱和罗网其实却只是相对于那些“粗心大意的小鸟”而言的，对于善于识破机关的优秀读者而言，这些罗网不仅不是障碍，而恰恰是他们突破习惯、进行价值重估的方便之门。

    于是，有研究者甚至将尼采文体的这种双重特性，与一种古老的著述传统联系了起来。这种古老的著述传统有所谓“显白写作”与“隐微写作”之别。大多数读者只能理解前者所传达的显白教诲，少数认真而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真正理解后者的隐微教诲、春秋大义。这一传统从柏拉图以来一直赓续不绝，只是到了尼采所处的现代时期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上，这种隐微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保守的秘密，那么，在现代——尤其是在尼采之后，它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13]

    尼采说出这个公开的秘密，固然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韦伯意义上的“祛魅” 过程，人们因而已经普遍受到了“启蒙”；但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在一个“上帝死了”的时代，在一个不再相信任何意义和价值的时代，依然为少数人保留拥有柏拉图意义上“高贵谎言”的可能。这也即是说，尼采在文体上的别出心裁，并不仅仅只有文体学的意义;而且也是上文所已涉及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在操作层面的体现。毋宁说，尼采看起来是在玩弄文体的诡计以迷惑读者，实际上却是在逼迫每个个体——也即每个他的作品的读者——直接选择精神价值的层次。

    这当然多少有几分无奈，但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壮的努力。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一切已似乎被完全削平的时代，这甚至是一种高贵的坚守。著名的尼采研究者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说得好，“隐微教诲在尼采所选择的艺术形式——格言体的形式——一种写作的艺术中得以幸存。这种写作的艺术言简意赅，尽可能对读者做得少之又少。但这种少，却建立起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它通过迫使读者自己有所发现——至少部分地自己有所发现，而为作者制造了一个同谋。隐微写作的教育功能由此得以在尼采的写作艺术中得以保存和提升。”[14]

    不过，如此一来，读者显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尼采如此连篇累牍地自己站出来提醒读者，如此不厌其烦地对自己作品的特殊构成做出解释，显然与他担心与真正优秀的读者失之交臂不无关系。这种担心甚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自传《瞧！这个人》居然是以重述自己的每一部重要著作构成的。

    请看他在《瞧！这个人》之《善恶的彼岸》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从此以后若干年所研究的问题，是极明晰的在这儿预示着的。解决了我问题肯定的这一半，否定底和逆行底另一半来了：将价值从新估定，那种争端    ——唤起最后决定之日。这儿包括向亲友之环顾。向那班以坚强出发而助我一臂至于毁灭而后已的人们。——从那儿起，我的一切著作皆成为钓钩：  也    许我比任何人还理解钓鱼的事吗？……倘若没有钓到什么，这咎不在我。鱼缺乏……[15]

    尼采在这里似乎说得很清楚，他的读者事实上乃是他的同道，甚至比喻意义上的“亲友（Verwandten）”。是一群坚强的人，并可以助其一臂之力，以从事于价值重估事业的人。但尼采显然对能否找到这样的知音并没有多么大的信心，或者说，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至少是合格而优秀的读者的稀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说“我的一切著作皆成为钓钩”，但对这些著作是否能真正钓到自己期望的“鱼”——“胃纳极佳，齿牙完艰”的读者，或不慌不忙的“慢板爱好者”，却实在无法盲目乐观。原因很简单，“鱼缺乏（Die Fische fehlten）……”，不仅过去缺乏，现在缺乏，甚至将来也缺乏。唯其缺乏，才更显珍贵，更需要大声召唤！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尼采虽然是对读者提出极高要求的作者，但他与读者的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同伴甚至亲友关系。换言之，他的“钓钩”，并不朝向那些简单停留于他的文体与文本复杂性之上的读者——哪怕是缓慢阅读的读者，而更属意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第９节中所说的“活的伴侣”，而不是“可随意背走的尸体”；他们甚至是该书第一卷《论朋友》一章中所说的那种同时是“最好的敌人”的人。[16]关于此，有尼采的诗《在朋友们中间》为证：“默默相对，真美/互相笑对，更美，——/在丝一般的天幕下/朝青苔和书本靠去/和朋友们大声欢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要沉默/如果我们做得糟——，我们要笑/做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笑得越来越糟，/直到我们跨进坟墓。//朋友们！嗨！这不该发生吗？/阿门！那么再见吧！”。[17]    

注释：

[1]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2]这里仅举几例。比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有一节题名即为《阅读与写作》（Vom Lesen und Schreiben）;《善恶的彼岸》第八部分《民族与祖国》第247节专门涉及阅读问题。又如，1881年《朝霞》前言最后部分（第5节）；《人性的，太人性的》1886年再版前言倒数第1节（即第8节）；1887年《道德的谱系》前言最后部分（第8节）；以及1888年《敌基督》前言一开头等，都直接提及读者问题。至于1872年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到1886年再版时增加新前言《自我批判的尝试》；1888年以一部、一部重述自己已出版著作方式来写自传《瞧，这个人》，则显然都包含了尼采对读者的担心和期待。从这些文字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尼采在这方面的关切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了。

[3]Friedrich Nietzsche, Ue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Sechs öffentliche Vorträge, KSA I (Friedrich Nietzsche：Sämtliche Werke, Kritishc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Müchen, 1999, S.641-752. 尼采于1872年1月16日至3月23日在巴塞尔大学进行了一个系列讲演，原打算讲6次，但因故只讲了5次便告结束。所以，目前全集中也只保存了5讲的讲稿。笔者翻译和注解的这组讲演，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题名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六则公开演讲》。KAS, 以下称《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另外，本文中引用尼采的有关著述，凡已有中文本的，将尽量使用可信的中文本，但会将之与德文原文本进行对勘；借此，庶几可点滴累积汉语世界的尼采研究成果。

[4]《五部未写就作品的五则导言》之二《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卷一，第761页。

[5]《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卷一，第761页。

[6]《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卷一，第762页。

[7]尼采，《曙光》，田立年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6-7页。引用时略有修改。

[8]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另可对读魏育青译本：“这本德意志的著作懂得如何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已经传播约十年之久——，精通某种能诱得矜持的外国人也侧耳细听的音乐和笛子吹奏艺术，——但偏偏在德国，人们读它时漫不经心，听它时不得要领。原因何在？‘它要求太高了’，有人这样回答我，‘针对的是那些没有粗俗的义务重负的人，要求有精致、细腻的感觉，要求太多，要求有充裕的时间、极清澈的天空和极澄明的心境，要求有最无谓意义上的闲逸。总之，全是些我们德国人今天没有、所以也无法给予的东西’”，见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杨译为“过剩”、魏译为“闲逸”之处，尼采使用的是拉丁文Otium，亦有“闲散、懒散”的意思。

[9]《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卷一，第763页。

[10]《关于我们教育机构之未来的思考·导言》，《研究学习版尼采全集》卷一，第763页。

[11]在那本“写给众人而有又不给任何人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再次处理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一个重要观念：“苏鲁支将不再向民众说教，却说给伴侣”（nicht zum Volke rede Zarathustra, sondern zu Gefährten!）。请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第九节，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7页。

[12]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3] Laurence Lampert, Nietzsche,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Esotericism, in Nietzsche: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Ⅳ, edited by Daniel W. Conwaywith Peter S. Groff,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8, pp.137-47.

[14] Laurence Lampert, Nietzsche,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Esotericism, in Nietzsche: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Ⅳ, p.147.

[15]尼采，《善与恶的彼面——未来哲学之序幕》，见《尼采自传》，梵澄译，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第159-60页。《善与恶的彼面》通译为《善恶的彼岸》。

[16]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所写之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第105页。

[17]见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2007年11月初稿于京西西二旗智学苑

2010年10月改成于六道口左近之学思堂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收入《乐在其中：乐黛云教授80华诞弟子贺寿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