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词：费孝通  文化自觉  跨文化对话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教授最近几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解释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然而，如果说跨文化对话要求我们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既然各种文化存在着差异性，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文化吗？进而言之，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别人的文化，是不是要放弃本民族的文化呢？其次，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别人的文化？如果跨文化理解和对话是可能的，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呢？最后，我们还要回答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跨文化理解和对话？

       1、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庄子·秋水》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有一天，庄子与惠子一起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儵鱼游得多么从容自在，这就是鱼的快乐吧？”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问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回答说：“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鱼的快乐，你不是鱼，所以你也就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继续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本身证明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所以你才会问我。我则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

      惠子的理论是，A（庄子）非B（鱼），所以A不能知道B；而庄子的理论则是，当C（惠子）说A不能知道B的时候，即证明C已经知道A知道或不知道B，也就是说，A与C之间虽然是有差异的，但理解总是先在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本身就意味着“知道”已经设定为前提了。“你知道我不知道”的前提就是“你知道”，否则你就无从发问，对话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既然你能知道别人不知道，可见你是能够理解别人的，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是可能的。推而广之，如果按照A非B，所以A不能知道B的理论，那么西方文化不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就不能理解东方文化，这就意味着，跨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对话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目前学术界所谓的由于中外文化存在着差异，所以不能用西方文化来阐释中国文本的说法，都是惠子这一理论的运用或变体。也许庄子的答案过于牵强了，不过他倒是从另一个反面给我们带来一种启示，任何以文化的差异性来否认跨文化理解的做法，其实也陷入了这样的悖论之中。如果你认为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所以两种文化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就意味着你对此的陈述，已经暗含着一个竞争对手A，你对他的观点是理解的，你对此的否定性认证，是建立在你知道别人是认可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这种肯定性认证的基础之上的。即当C说A不能知道B的时候，即证明C已经知道A知道或不知道B。既然C能够知道A，又如何否认A知道B呢？既然你跟别人没有因为差异而否认理解的可能性，你又有何理由说别的人之间由于存在着同样的差异而否认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呢？既然如此，你又有何理由说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所以跨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对话是不可能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问题。跨文化对话的中心问题就是你要能够理解别人，而就理解而言，并非只有A等于B的时候，A才能理解B，A非B的时候，A同样能够理解B。也就是说，差异性并非是不能理解的唯一且充分理由，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中外文化存在差异，就得出结论说跨文化理解就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言说。当我们去理解别人的文化的时候，是否要放弃自己的文化？或者说，当我们说到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是否意味着这种理解会导致各自文化特性的丧失呢？是否就意味着这样就会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呢？这又等于说，当我们说道A能够理解B，是否就意味着A等于B了呢？

      也不尽然。跨文化理解虽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不是非要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按照现代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总是基于“前理解”的。一个人的理解总要受到他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在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持一种完全客观的立场，超越历史时空加以客观的理解，而总会有理解的“偏见”。伽达默尔说：“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原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

      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特别提到他不同意韦伯的“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社会学”，因为这种社会学“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不要带着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来观察社会事实，干预社会的客观存在”，在费老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说：“无论人类学者如何能够旁观他人的社会，最终他们还首先是自己社会的一员，受他们从小习得的本土文化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写作活动中，他们更需要在家乡文化的体验下叙述他们对异文化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旁观’与本土人类学一样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

       其实，在中国传统中，“知”主要与伦理和道德问题联系着一起的，故有知行合一之说，有良知之说。固然知行合一，可以按照康德的划分理解为“知”为认识，“行”为实践，而实际上这种认识与科学认识仍然是有很大差异的，韦伯区分理性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康德本人也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我总觉得古人的知除了是认识的知而外，也包含着伦理的知；古人所谓的良知就是伦理的知，类似康德的绝对命令和韦伯的价值理性，是伦理问题，不是认识问题。庄子跟惠子争论知不知鱼之乐的问题，惠子是把知看成是认识问题，区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而庄子则把知看成是本体论问题，他说“我知之濠上也”，意思是说我与鱼“在世界共在”，所以他能知鱼之乐。庄子的知也不是认识论，不区分主体与客体，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庄子眼里，鱼不是“在者”，而是“在”，他与鱼共在，所以他能理解，理解就是对不同“在者”之“在”的理解。理解问题的确是现代阐释学中根本的问题，而在现代阐释学那里，理解也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这功劳当然要归海德格尔，就是他才开始把理解和阐释问题看成是本体论问题的，而不再看成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来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

       2、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客观基础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别人的文化呢？跨文化理解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呢？

人具有共同的本性就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像费老所说的在中国传统中“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异，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差异。”对于中外文化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东方人和西方人虽然存在着文化的差异，但人的本质却是一致的，这就给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人性论上的支持。不过，这种普遍的共同的人性虽然能够构成跨文化理解的基础，但在历史的现实的发展中，共同的人性又往往被文化的和现实利益的差异所掩盖，共同人性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而不是现成就存在在那里发挥作用的。所以仅仅以共同人性来说明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就中外文化的差异本身做出分析。如果文化差异是绝对的不可通约的，那我们还是不能说明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问题。只有在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不是绝对的差异，差异中有相通的地方，我们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在费老看来，虽然我们对异文化的理解都脱离不开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文化传统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是动态的。他说：“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

       在此，费老特别引进力学的“场”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可跨越的鸿沟。他说：“我注意到现在西方的欧美国家出现了一种把文化和国家这个制度挂钩的倾向。把国家的领土概念引申到文化领域中来，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以强调文化冲突论。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有很大危险的。如果把边界的概念改成‘场’的概念，也许可以纠正这个倾向。‘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在同一空间相互重叠。也就是在人的感受上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规范，可以自主地选择。”

       理解都是对不同对象的理解。这一点很显然，可是仅仅讲不同还不行，还得讲相同，不同的是“在者”，相同的却是“在”。正是不同之中有相同，差异性与相同性并存，理解才是可能的。认识论中的理解是这样，本体论中的理解也是这样。在认识论中，如果认识的对象与主体是一个东西，理解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对象与主体差得太远，超出了主体的认知能力，理解也是不可能的。文化领域、价值领域、伦理领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体论领域，也有这个问题。亨廷顿只讲文化的差异性，而不讲文化的相关性、相同性，在我看来，就是亨廷顿理论的盲点所在。费孝通讲到文化场的时候，就是针对亨廷顿讲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当然文化场的概念还不足以把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在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讲，同时也在文章中提到现代阐释学，提到“前理解”的概念。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首先肯定理解是可能的，理解就是对不同“在者”（对象）的“共在”的揭示，“在”向我们的敞开，同时他们也指出理解是基于“前理解”的，因此造成理解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用于回答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是一对陈旧的概念了，然而用到这里却很能说明问题。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仍然在用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样的概念，而且是主题词。看来这样的概念还有用。

      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也表现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费老曾提到：“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的‘文野之别’历来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之别，甚至在30年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西方人类学的学者中否认‘野蛮人’有逻辑思想的为数不少。这个问题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还要由他挺身而出极力争辩，巫术并不是出于缺乏实证的逻辑思想。”

       除此之外，费老还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危机来为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寻找现实的基础。费老指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向自身毁灭的道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也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会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

       3、文化自觉：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实施方案

      费老的对话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同时并存的清醒认识之上的，他用文化场的概念很好地揭示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客观基础问题。然而，跨文化对话不能仅仅具有可能性，不能仅仅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它还要必须要求在现实的层面上成为可操作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看成是一种方法，一种将跨文化对话推向实施阶段的有效方法。正像我们业已指出的，文化自觉，在费老那里，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反思，有所自觉，要弄清哪些文化成分是适应当前现实发展变化的，哪些是不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对于不适应发展要求的，就应该舍弃掉，在如果面对保存人还是保存文化的严酷选择时，当然以保存人为首要选择，对于适应发展要求的，则要大力发扬，以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二是对世界性文化也要进行反思，有所自觉。因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文化不仅是生活在本土文化中，也还生活在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的过程中，在这种国际交往的进程中，不仅世界经济、政治已形成一种世界体系，文化也不再是孤立封闭的了。文化自觉，当然也就包含对这种由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形成的世界多元文化现状有所自觉。费老指出，文化自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现在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目前正在兴起文化自觉这股风气，已经在许多先进国家酝酿和展开”。这种双向性的文化自觉不仅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也是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过去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东方和西方是有绝对界线的，而且东方被当成是传统的、古老的，而西方才是现代的、新兴的。这样东西方的关系就一直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抨击，构成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个主要的题旨。按照赛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甚关系：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是它们使其清晰可见，并且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上述的陷阱？怎样才能真正走出“西方/东方”绝对论的怪圈？对这类问题的追问，就使得跨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的相关性，在费老那里，是被当成解决“西方/东方”绝对论问题的方案而提出来的。这种绝对论，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绝对的界线，显然与费老所提出的文化场的概念相违背。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对话的方式，而要进行跨文化对话，又必须首先从文化自觉做起。

       具体说来，要真正做到文化的平等对话，第一步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有所自觉，费老指出：“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

      不过，费老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是批评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即东方文化中心主义。

      而且，认识自己和自己的文化并非是容易的事。费老自己提出用反思的方法来认识自己，就是用现在的“我”来重新认识过去的“我”。而对于自己的文化而言，费老则提出通过认识异文化来认识自己的文化。他说：“本土人类学者的工作实际上不只是在一个单一的参考系下面展开的，在像我所做的那一类研究中，有两种异文化作为我的参考体系，这两种异文化便是在国内外其它民族中我自己亲身的阅历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关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知识。”

      不过，这样做的危险性也是存在的，即容易导向用异文化的观念强加在自己的文化之上。所以要真正做到跨文化对话，还必须做到第三步，即在用异文化来反观自己的本土文化的同时，必须强调重新回到本土社会，这就是费老所强调的，我们不仅要“出得来”，同时也要“进得去”。反之亦然。

       总之，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这是不能割裂的。雨果说：“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赛义德说：“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