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号下午，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先生应邀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关于构思‘文学发生学’的基本理路——在跨文化视域中‘文本细读’的体验”的学术报告。

　　严绍璗教授首先概要地阐明了“文学发生学”的基本内涵、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的区别，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他建构“文学发生学”的基本理路。严绍璗教授富有开创性地提出了“文学发生学”的三个层面：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的范畴；确立文学变异体的概念；把握文化传递中的“不准确形态”。

　　严绍璗教授认为，文化语境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文学文本都内含多元文化元素，产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因而任何作者都无法逃遁特定时空中两层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文化语境。前者是文学文本存在的“共性氛围”，后者是文学文本存在的“个性氛围”，它们共同构成文学生成的“文化场”。而在每一层文化语境中又可解析出三种有效的文化元素，即本民族历史传承中产生的文化元素、异民族文化透入中产生的文化元素和特定时空中人类认知共性产生的文化元素。透过这些文化元素，就可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的“事实本相”。在论述了“文化语境”的基本原理后，他又例举日本《古事记》中的Izanaki和 Izanami的创世神话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文学变异体概念是严绍璗教授所提出“文学发生学”的基本视域。严绍璗教授从“文学发生学”角度观察文学文本，认为“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都是变异体文学。在阐述这一基本视域时，他通过分析北朝民歌《敕勒歌》和日本和歌三十一音素律的文化元素，清楚地说明了在世界大多数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着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相抗衡与融合的文化语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文本存在着变异活动，从而最终形成了文学的变异体。对于一个族群的“源文学”而言，此后的文学文本都是文学变异体。这种认识就把民族文学放在了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中来审视其发展变异。

　　在阐述“文学发生学”第三个层面时，严绍璗教授指出“文学发生学”十分注重文化传递的形态和轨迹，它是准确阐明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和“变异”得以形成的必要领域。人类文化的时空和跨时空延续性是通过文化传递完成的，在这个传输的通道中就会产生“不正确理解”，使“源文化”因素出现“不准确形态”。严绍璗教授以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思潮与同一时期日本德川幕府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存形态为例，考察了“异质文化传递”的基本形态轨迹。这一考察不仅检出了它们包融的共同文化因素——中国儒学，还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儒学分处在欧亚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所发生的“不正确理解”，并极富启发地解释了文化传递中的“不准确形态”，说明了不同文化间传递所遵循的共同轨迹。

　　严绍璗教授的报告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具说服力的理论建构，清晰的逻辑和明白晓畅的讲解令在场师生深受启发。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为在场师生提供了一场学术和思想的盛宴。讲座完毕，严绍璗教授和学生进行了亲切的互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答了听众提出的疑问，学生们则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严绍璗教授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