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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精神疾病的历史构成

发布日期:2015-11-03访问次数: 字号:[ ]


精神疾病的历史构成


米歇尔·福柯

译/王杨

 


西方世界给予疯癫以精神疾病的身份是相对新近的事。

人们说,甚至过多地说,在实证医学到来之前,一直把疯子看作是“被附身的人”。在那以前,所有的精神病学史都想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疯子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处在宗教和巫术含义的紧密网络中的病人。因此要等到无偏见的,而且最终是科学的医学眼光的客观性出现后才能发现人们此前只能辨认出超自然反常地方的本质损坏。这种解读建立在一个事实的错误之上:即疯子被看作是被附身的人;建立在一个不准确的偏见之上:即被定义为被附身的人们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最后,建立在一个推理的错误之上:人们推断,如果被附身的人的确是疯子,那么疯子也的确是被当成被附身的人来对待的。实际上,附身问题的情结并非直接来自一个疯癫的历史,而是来自于宗教观念史。在19世纪以前,医学曾两次干涉附身问题:第一次是从约翰·魏尔(Johann Weyer)到邓肯(Marc Duncan)(从1560到1640年),是由议会、政府,甚至是天主教高层号召,针对某些继续进行宗教审判的修道院下达的一些命令;因此,医生们负责证明所有魔鬼的协定和仪式都能够以一种失常的想象能力来解释;第二次是在1680到1740年间,由整个天主教教会和政府号召,针对由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一系列迫害引起的新教和詹森教的神秘主义的爆发;医生们被教会权力机构召集在一起,负责证明所有出神、神灵感应、先知论和圣灵附体现象(当然是在异教徒那里)都只是由情绪或精神的剧烈运动引起的。因此,医学对所有这些宗教和准宗教现象的吞并与定义了精神疾病的伟大工程相比只是一个单边的插曲;尤其是这种吞并并非来自医学发展自身的努力,而是宗教经历本身为裁决目的而以一种次要的方式来号召医学证明和批判的。相同的批判在事后被医学应用到所有宗教现象,并且转过身来损害原本求助于它的教会,乃至于针对整个基督教经历,这就是这段历史的宿命了:它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同时指出,宗教属于神经症的幻想能力,而被宗教判决的人同时是们的宗教和神经症的受害者。但是这种颠覆于19世纪才开始,也就是从精神疾病的实证主义风格已经形成的时期开始。

 

实际上,在19世纪前,西方世界对疯癫的经验是很多形的;我们如今的“疾病”概念对这种经验的没收不应该让我们对它在初期的丰富产生幻觉。无疑,从希腊医学起,疯癫领域中一定的部分已经被各种病理概念以及与其相连的实践占领了。在西方世界一直都有针对疯癫的医学疗程,大多数的中世纪医院,如巴黎的主宫医院(l’Hôtel-Dieu)中都设有专给疯子准备的病床(往往是封闭的病床,就像巨大的笼子,以便拦住发狂的病人)。但这只是个有限的区域,仅限制在被人们判断为可以治疗的疯癫形式(“狂乱”、短暂的暴力或“忧郁性的”发作)。而在这些形式周围,疯癫还有一个广大的扩展范围,但是没有医学的支撑。

 

 

挪位画家爱德华·蒙克著名画作《尖叫》,画中的构图让人有心理扭曲的猜想。

 

 

这个扩展范围的尺寸不是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至少其可见的方面是这样。有时候它是暗含的,就像藏在水面下;相反有时候它又浮出水面,大量出现并且毫无困难地融合在整个文化格局中。15世纪末肯定是疯癫与语言的基本能力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期之一。哥特时代的最后一些表现都在一种连续的运动中依次被死亡和疯癫的烦扰统治。继无辜婴儿墓中表现的《死神舞》(Danse macabre)和比萨柱廊墓园墙上颂扬的《死神的胜利》(Triomphede la mort)之后,便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都十分乐于举行的难以计数的疯子舞和疯子节。当时有受民众喜爱的由“疯人联盟”奉献的演出,如在佛兰德(Flandre)的《蓝色的船》;有从博斯(Jérôme Bosch)的《愚人船》(La nef des fous)到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和《疯女玛戈》(Margot la Folle)的一系列肖像画:还有许多博学的文本、哲学或道德批判的书籍,如布兰特(Sébastien Brant)的《愚人船》(Stultifera Navis)或伊拉斯谟(érasme)的《愚人颂》(éloge de la folie)。最后还有关于疯癫的一整套文学: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戏剧和法国前古典时期的戏剧中精神错乱的场面属于戏剧结构的一部分,就像梦幻和稍后出现的招认场面:这些场面引导幻觉走向真理,将虚假的结束引导到真正的结局。这些场面是这种巴罗克风格戏剧和同时期小说的基本推动力之一:骑士故事中的伟大冒险往往变成了无法控制其空想的精神荒唐。文艺复兴末期的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和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aavedra)见证了早在一百年前就由布兰特和博斯宣布了其接下来的统治魅力的这种疯癫。

 

这不是说文艺复兴时期没有治疗疯子。正相反,从15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了首先在西班牙(在萨拉戈萨),随后在意大利开放的为疯子准备的第一批大型拘留所。我们看到,这些疯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接受了一种受阿拉伯医学影响的治疗。但是这些实践都是局部的。疯癫基本上都是在自由状态中被感受到的;它广泛传播,属于共同环境和共同语言的一部分,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颂扬多于控制的日常经验。17世纪初在法国有一些著名的疯子,公众——有文化的公众乐于以他们取乐;有些人,如布卢埃·德·阿尔贝尔(Bluetd’Arbères)写出的书被人作为疯癫的作品出版和阅读。一直到大约1650年,西方文化都奇怪地对这些经验形式表现出了热情。

 

17世纪中期,情况突然改变了:疯癫的世界变成了排斥的世界。人们创建(而且是在整个欧洲)大型的拘留所,不仅仅收容疯子,而且还收容一系列彼此很不同的人,至少根据我们的感知标准来说是不同的:人们监禁贫穷的残疾人、悲惨的老人、乞丐、长期失业的人、性病患者、各种放荡的人、一些因家庭或皇权想要避免公开处罚的人、败家的父亲、不守规矩的教士,简言之是一切相对于理性、道德和社会的秩序而言表现出“碍事”迹象的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政府在巴黎开设了收容总署(l’Hôpital général),以及比塞特精神病院(Bicêtre)和硝石库精神病院(la Salpêtrière);此前不久,圣味增爵·德保罗(Saint Vincent de Paul)也把老圣拉扎尔麻风病医院(léproseriede Saint-Lazare)变成了这种类型的监狱;后来,原先作为医院的沙朗通疯人院(Charenton)也向这些新式机构看齐了。这样,在全法国,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收容总署了。 

 

这些拘留所没有任何医疗职能;人们被收容不是为了治疗;人们进去是因为自己无法或不应该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时期疯子和其他各式的人所提出的不是疯癫与疾病的关系问题,而是社会同它自己、同它自己在个体行为中认可和不认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禁闭无疑是一种救济措施,它享受到的大量基金支持就是证据。但它是这样一种系统,即它的理想就是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收容总署,就像在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济贫院(Workhouses)强制性劳动都占支配地位;人们在里面纺线、织布、制造各种物品,然后低价在市场上出售,用获得的收益维持医院的运转。但是劳动的义务也扮演着惩罚和道德控制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一个重大的恶习,商业世界中典型的罪恶刚刚被定义出来:它不再是傲慢或贪婪,就像在中世纪时那样,而是游手好闲。所有居住在拘留所里的人共有的类型特征,就是他们所处的没有能力参与财富生产流通或积累的处境(不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还还是因为事故)。人们对他们的排斥与他们的这种无能成正比,这种排斥也标志着在现代世界中出现的、此前并不存在的断裂。因此,禁闭在其起源和原始含义中是与社会空间的这种结构重组组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现象对于当代对疯癫经验的构建来说具有双重的重要性。首先,因为长期以来明显作为人们谈资的、存在于前景上的疯癫消失了。它进入了一个销声匿迹的时期,并且短时期内不会走出这种沉默,它被剥去了自己的语言;如果说人们还能继续谈论它的话,它自己却无法再谈论自己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一直到弗洛伊德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弗洛伊德第一个重新开启了理性与无理性在一个共同的、却随时都有可能断裂和松解成难以理解的语言交流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禁闭中,疯癫又结下了新且奇怪的亲缘关系。这种把性病患者、放荡的人和许多恶劣或轻微的罪犯同疯子集中在一起的排斥空间引起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同化作用;疯癫同道德上的和社会的罪行结下了它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中断的亲属关系。我们不必惊讶于人们从18世纪起就发现了在疯癫和所有“因爱情而导致的罪行”之间的一种亲缘关系,也不必惊讶于疯癫从19世纪起就成了各种罪行的继承人,因为这些罪行能够在疯癫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无罪的理由,更不必惊讶于疯癫于20世纪在它自己的中心发现了罪恶和侵犯的原始核心。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其本质的真实性中对疯癫的逐渐发现,而只是西方历史三百年来对疯癫的沉积。疯癫要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更加悠久,但同时也更加年轻。

 

每个正常人的表面下,都可以藏下一个疯癫的自己

 

禁闭令疯癫沉默的首要功能只保持了一个多世纪。从18世纪中叶起,担忧再度复活。疯子在人们最熟悉的领域内重新出现,人们又一次看到它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将疯癫放置在众多错误、罪恶和罪行的行列中间的修正性世界开始解体。对专横监禁的政治揭露;对传统救济基金和形式的经济批判;像比塞特精神病院或圣拉扎尔麻风病医院,这些成了罪恶中心的拘留所在大众中间造成成的烦扰——所有人都要求取缔禁闭。重新来获得了自由的疯癫会变成什么呢?

 

1789年以前的改革者们以及大革命本身都既想取消作为旧压迫象征的禁闭,又想尽一切可能限制作为悲惨阶级存在标志的收容性救济。人们试图找到一个穷人能在自己家里享受的、从而避免收容所烦扰的经济帮助和医疗照顾的方法。但是疯子们的特征是,一旦重获自由,他们就会对家庭和所在的群体带来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他们收管起来,并对任“疯子和危险动物”游荡的人处以刑罚。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旧的拘留所都被一点一点地分配给了疯子,但是这次是只给疯子。因此那个时期的仁慈解放的是所有其他人,除了疯子;这些疯子成了禁闭的自然继承人,成了旧排斥措施的优先享有人。

这时的禁闭无疑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它成了具有医疗特征的措施。皮内尔(PhilippePinel)在法国、图克(SamuelTuke)在英国、瓦格尼茨(HeinrichBalthasar Wagnitz)和赖尔(JohannChristianReil)在德国都把他们的名字与这种改革连接在了一起。所有精神病学或医学史都在这些人物身上发现了一种双重到来的象征:人道主义的到来和终于属于实证的一种科学的到来。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皮内尔、图克,以及他们的同代人和后继者没有结束旧的禁闭做法;相反,他们使这些做法在疯子周围收得更紧了。图克在约克近郊实现的理想收容所是要在疯子周围重建一个准家庭,要让疯子感觉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他就要服从于一种从不间断的社会和道德的检查;治愈他就意味着重新反复灌输给他从属、谦卑、罪恶、感激这些作为家庭生活道德骨架的感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使用如威胁、惩罚、剥夺食物、侮辱等手段,简言之,就是一切既能让疯子变成幼儿又能让他产生负罪感的手段。皮内尔在“释放”了1793年还被禁闭在比塞特精神病院里的“戴枷锁的人们”后,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当然,他取消了(其实也不是全部取消)在身体上限制病人的有形的锁链。但是他又在病人们周围重建了一条道德的枷锁,将收容所转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法庭:疯子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他的意图被贬低,他的妄想被驳斥,他的错误被丑化,一切对正常举止的偏离都要被立即惩罚。这一切都受医生的领导,他的职责远非治疗性干预,而更像是一种伦理检查。在收容所中,他就是道德愈合的狱警。

  

事实还不仅如此。尽管禁闭措施的范围十分广,古典时代还是让有关疯癫的医疗实践继续存在,并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普通的医院里有专为疯子准备的部门,人们对疯子进行治疗;尤其是因为气郁和神经疾病的大量增加,17世纪和18世纪的医疗文献也试图定义对精神失常患者的最恰当的治愈手段。这些治疗既不是心理治疗也不是身体治疗:它们同时是身体和心理的治疗——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对延展和思想的区分还没有影响到医疗实践的统一性;人们让病人淋浴或泡澡以唤醒他的精神或纤维;人们给他注入新鲜血液以便更新他被搅乱了的血液循环;人们试图引起他的强烈印象以便改变他想象活动的发展。

 

然而这些受当时生理学保护的手段是在一个纯粹镇压性和道德的背景下被皮内尔及其后继者重新使用的。淋浴不再用于唤醒,而是用于惩罚;人们不是在病人“燥热”的时候应用它,而是在他犯错的时候;即便是已经到了19世纪,勒雷(FrançoisLeuret)还在让他的病人们被冰冷的淋浴淋脑袋,并在这个时候同他们交谈,强迫他们承认自己的信仰只是妄想。18世纪时,人们还发明了一种旋转的机器,把病人放在上面,想要让病人因过度地固定在一个妄想念头上的精神发展能够重新运动起来,找回其自然的回路。通过赋予它一个严格属于惩罚的特征,人们在19世纪完善了这个系统:每次有妄想表现的时候,只要病人不悔过,人们都把他转到昏迷。人们还精制了一个绕水平轴自转的活动的笼子,它的运动很强烈,关在里面的病人也变得更加焦躁。所有这些医疗游戏都是建立在此后被抛弃了的一种生理学旧手段的精神病院版本。要点在于,皮内尔时代为禁闭而建立的收容所没有表现出社会排斥空间的“医疗化”;它表现出的是—部分具有社会预防特征而另一部分具有医疗策略特征的手段在唯一的道德制度内部的混乱。

  

 

 

然而就是从这一刻起,疾病不再被认为是借助于想象和妄想同时触及身体和灵魂的总体性现象了。在新的精神病世界,在这个会惩罚的道德世界里,疯癫成了一个主要触及人的灵魂、与其罪恶和自由有关的现象;它从此处在内在性的层面上了;由此,在西方世界,疯癫第一次获得了心理学的身份、结构和意义。但是这种心理学化只是一个隐含的、处在更深层次上的活动的表面后果——通过这种活动,疯癫进入了价值系统和道德镇压。它被圈进了一个惩罚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被幼儿化了的疯子在各方面都被视为孩子,被罪恶化了的疯癫也首先被连接到了错误之上。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于心理病理学——始于埃斯基罗尔(Jean-Etienne Esquirol)心理病理学,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病理学——以这三个定义了它的问题的主题作为指导:自由与机械行为的关系;倒退现象和举止的幼儿结构;侵犯和罪恶。我们在疯癫“心理学”的标题上发现的只是人们用于包围疯癫的活动结果。如果没有19世纪的“慈善”在一种“解放”的虚伪类别下围绕在疯癫周围的德化虐待,那么这一整套疯癫心理学就可能不会存在。

  

我们说,一切知识都与残暴的基本形式分不开。对疯癫的认知也丝毫不例外。但是在疯癫的问题上,这种关系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首先是它让对疯癫的心理学分析成为可能;但尤其因为是它秘密地建立了一切心理学的可能性。不应忘记,“客观的”或“实证的”或“科学的”心理学是在疾病经验中找到其历史根源和基础的。是一种一分为二的分析使人格心理学成为可能;是对机械行为和无意识的分析建立了意识心理学;是对缺陷的分析开动了智力心理学。换句话说,人只在他与疯癫的关系使一种心理学成为可能的时候,即从他与疯癫的关系由外部排斥与惩罚和内部道德同化与罪恶感两个方面一起定义的那一刻起,才成为了一个“可进行心理分析的物种”的。通过确定疯癫相对于这两个基本轴的位置,19世纪初的人们让对对疯癫的掌握成为可能,并通过这种掌握使一种一般的心理学成为可能。

  

直到18世纪,西方人在这种无理性的经验中遇到了自己真理的黑夜和对自己的绝对争议,但是这种经验会成为进入人的自然真理的途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情况还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便理解了,这个进入途径是如此模糊,而且它既要求做客观的缩减(根据排斥的倾斜线),又不停地要求自我召唤(根据道德同化的倾斜线)。当代心理学的整个认识论结构都扎根在与大革命差不多同时时期的、涉及人与他自己的关系的事件中。在现代人寻找其真理——又遗失它——的伦理世界表面,“心理学”只是一层薄膜。对于这一点,尼采看得很清楚,但我们却把他理解反了。

  

这样一来,疯癫心理学就是可笑的,然而它触碰到了本质。

  

可笑,因为要想创立疯癫心理学,人们就要要求心理学损害其自身的条件让它转向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让它绕过它本质上无法超越的东西。心理学永远都不可能说出疯癫的真理,因为是疯癫掌握着心理学的真理。然而疯癫心理学必然走向本质,因为它无声无息地走向它的各种可能性结在一起的那个点;也就是说它逆自己的流向上,逐步走向人与他自己建立关系并开创使他成为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的这种错乱形式。一直推进到它的根源,疯癫心理学不是对精神疾病的控制,也不是通过控制精神疾病从而使它消失的可能性,而是心理学本身的毁灭和理性与无理性之间的这种非心理的、因为无法德化的基本关系的更新。

  

抛却心理学的所有贫瘠不提,在荷尔德林(FriedrichHölderlin)、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著作中还在场和可见的,正是这种关系,也是这种关系向人们承诺,将来有一天它可能在同疯癫悲剧性的伟大对抗中重新摆脱一切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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