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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发布日期:2015-11-02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爱思想”网站字号:[ ]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庐山面目因为人所在的地点位置不同,显出不同的形状,就说明人的理解和认识,都总是取决于观察事物的眼界或者视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意味着要走到山外,才见得出山的全貌,于是说出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道理。这对于美国或者西方的汉学说来,就特别有正面意义,因为西方的汉学正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当事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正因为是局外人,汉学家或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好像比一般中国人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可以保持一定的批评和思考的距离,从外面来研究中国。许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正是抱着这样的看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眼界和视野,都从某一特定视野出发来观察事物,而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都必须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和我们“有限的决定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视野形成我们理解的前提,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理解的先结构。在理解任何事物之前,我们对要理解的事物已经先有一定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预期和预见,于是理解过程就成为所谓“阐释的循环”。

  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理所当然会从西方人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理解中国,然而正如伽达默所说,阐释循环的要义并不在于证明理解难免循环,或说明我们视野的主观性合情合理。恰恰相反,他明确指出,“一切正确的解释都必须注意防止想当然的武断,防止思考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之间带给我们的局限,都必须把目光投向‘事物本身’。”当我们以这样的哲学洞见来审视西方的汉学或者中国研究时,我们就会明白,以局外人观点为优越并不是那么合理,因为这往往过度强调自己主观的角度,而忽视了他人的观点,尤其是从内部来认识的观点。

  二十多年前,柯文(Paul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有意识要打破西方学者仅从外部看问题,从局外人的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老模式,并建立中国研究中的新模式。柯文检讨美国汉学的发展,指出在解释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再到民国成立这段中国近代史时,1950年代的美国学者大多离不开“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理论框架。他们总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就会一直停滞不前,于是这种冲击和回应的模式,就构成他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视野。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的要点,就在于承认中国近代史有自己内在的结构和发展趋向,而不是把西方外来的影响视为中国近代史演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强调“我称之为‘中国中心’这一方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尽量以设身处地的移情方式,像中国人亲身经历那样去重建中国的过去,而不是按照从外面输入的历史问题意识来重建中国历史。”

  当然,进入内部,像中国人自己所经历的那样去理解中国历史,并不一定就保证能把握历史的全貌。重建历史的面貌当然需要史家设身处地去体会过去的社会和历史人物当时的情形,但“移情”并不能取代史家自己的视野而保证理解的“客观性”。问题还不仅仅是用并列杂陈的立场来取代一个能够明察全局的中心出发点,而在于在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明察全局的中心出发点。这个道理,苏东坡的诗里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移情而体会到局内人的观点,也只还是获得了受位置和视野限定的一种观点。

  柯文在评论197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的许多成果时,就尤其指出不同研究者受系统论、人类学等等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启发和影响,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于是柯文的“中国中心”模式就呈现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由于这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技巧都是西方学术的产物,这个特征与所谓“中国中心”的研究模式,其实就往往互相龃龉。如果研究者认为有了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模式,产生一种优越感和“理论复杂性”的自傲,那么对于这“中国中心”的模式,就甚至会起暗中瓦解的作用。197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的发展,也证明“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并没有真正取得主导地位;在整个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情形就更是如此。

  从中国学者的立场看来,西方人从外面看中国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尽管不尽符合事实,却也能使我们注意到在跨文化理解当中,由不同视野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和观念,于是对我们认识自己,也不是没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不过在这当中,我们自己的立场至为重要。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所引苏东坡的诗以及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观点和视野的问题。我们仔细玩味东坡诗的含义,就可以明白这首诗并没有特别肯定某一种视野和观点,从这首哲理诗可以得到的领悟,首先是“事物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但这真面目的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受到我们自身眼界和视野的限定,所以不是纯粹“客观的”、唯一正确的理解。然而不仅局内人受到历史存在的局限,局外人也一样,所以认为东坡诗讲的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道理,就未免理解得太片面而肤浅。其实无论身处山中或山外,无论旁观者或当局者,都只能从自己特定的视野去看山,去理解各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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