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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东方翻译 吴丹】中日友好的使者——翻译家萧萧

发布日期:2015-11-13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刊物·东方翻译字号:[ ]


  提要:
  在新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起步期,女翻译家萧萧译作丰富,为日本文学在我国的介绍与传播作出巨大贡献,同时她始终为中日友好发挥着桥梁作用。但萧萧其人在我国留下的资料甚少,笔者根据其自叙传《越过悲伤的海》,简要介绍这位翻译家的传奇人生和杰出贡献,希望可以增进读者对她的了解,并提示学界对她的关注。
  要点:
  新中国の日本文学の翻訳が初期段階に入る際、蕭蕭という女の訳者が豊かな翻訳をして、日本文学の導入と普及することに重要な貢献をした。そして、彼女は終始に中日友好のために橋渡しの役割を発揮していた。でも、蕭蕭自身に関して中国に残した資料がすごく不足だ。そのために、筆者は訳者の自敍伝―『悲しい海を越えて』によって、簡単に彼女の伝奇的な人生と優れた貢献を紹介し、読者に彼女のことをもっと理解して、学界には彼女に対して関心を集めてほしいことだ。
  关键词:萧萧 日本文学翻译 中日友好
  キーワード:蕭蕭 日本文化の翻訳 中日友好
  建国后,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事业迎来第二次高潮,“萧萧”这个有些特别的笔名出现在《箱根风云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静静的群山》(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真空地带》(作家出版社,1956)等日本文学作品的译者处,这位在华日本翻译家译作丰富,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版日本文学译作最多的1,王向远评价萧萧的译文是“忠实于原文,同时细腻流畅”2。除文学翻译工作中的硕果外,抗日战争胜利后,萧萧一直充满高度的使命感,全身心地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文洁若说她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座桥梁”3。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前外国文学翻译尚不成熟,译者的个人身份与主体性远不如原作者与作品的重视程度,国内可查的资料中萧萧其人并未留下许多痕迹。而今译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与原作者一样为读者所关注,再读起那些作品的时候读者们不禁对这位优秀的翻译家产生兴趣,但查找到的资料却十分有限。笔者认为,萧萧为中日友好关系和文学文化交流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敬佩与铭记。
  萧萧,本名伊藤克,1915年出生于东京。直到明治维新前,伊藤家世代为中医,父亲对中国的敬仰深深影响了她,萧萧4从小就对中国充满向往和憧憬,并跟从父亲学习汉文,对文学十分热爱。十三岁时,父亲病死,家中的财产也被叔叔骗走,她只能辍学养家,陷入绝望中时遇到了蔡金龙。老蔡毕业于大阪帝国大学冶金专业,父亲是在大阪开餐馆的华侨,母亲是日本人。当时在神户造船厂实习的老蔡热切希望将所学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带回贫困落后的祖国大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萧萧便跟随丈夫于1936年6月乘船来到中国,经历一个月的颠簸到达山西太原。
  此时正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中华大地已是动荡不安,对待日本人的态度变得十分敏感,不明时事的萧萧思念故乡,穿上从日本带来的和服和木屐到胡同溜达,被路过的高中学生看到,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鬼子!”,惊吓之余也受到巨大的冲击。1937年,因老蔡得罪阎锡山的心腹“公道团”,夫妇二人被以汉奸嫌疑投入监狱。从家中搜出的日文信件成为重要的证据,其中萧萧与弟弟健雄的来往信件有时争论俄国文学,有时讨论哲学,翻译难度最大,监狱中充当临时翻译的日本留学生都无法处理,于是萧萧被命令协助翻译。在信中,她曾表达为中日两国卷入战火感到遗憾,希望能早日恢复和平。为洗脱嫌疑获得自由,伊藤克被迫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并在《山西日报》发表声明:“日本女性伊藤克支持蒋委员长的抗日救国纲领,与中国人并肩抗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身怀六甲的她随丈夫辗转逃到武汉,并在那里生下长女桂容,老蔡被任命为汉阳炼钢厂的冶金主任,萧萧带着女儿在桂林生活。自幼在书堆中长大的萧萧,对无书读的生活深感苦恼,但是当时想要读到日本书籍是不可能的。由于中文水平的限制,一开始她只能借来孩子们的小人书看,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渐渐可以读章回小说,此外,她对当时的新闻时事产生兴趣,每次一到朋友家就立刻拿报纸来读。对热切想要读书的萧萧来说,一个人到书店挑选各色书籍,成了在桂林生活最大的乐趣。1938年,战火烧到武汉,炼钢厂向重庆撤退。由于老蔡负责押运设备,只能最后撤退,萧萧只好带着女儿先行,经沙市、宜昌而达重庆。与老蔡会合后,由于汉阳炼钢厂将在大渡口重建,一家人又迁往大渡口。近三年的逃难过程中,萧萧几乎辗转半个中国,接触了山西话、湖北话、广西话、四川话等地方方言,虽然为了隐藏日本人的身份,老蔡要求她对外宣称是日本的广东华侨,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怀疑,为此她不得不注意观察和模仿中国女性的行为举止,并积极地学习中国话和各地方言。此外,她还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国文化,和太太们打麻将,而且对中国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京剧。
  抗日战争爆发后,最初萧萧的情感是矛盾的,既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感到遗憾和内疚,又担心战斗中的同胞。1939年5月初的两次轰炸,将重庆的大半化为废墟,离重庆不远的大渡口也遭到日机的轰炸,被轰炸机追赶的萧萧心中情绪强烈翻滚,“如今机上的是我的同胞吗?我完全不这样想。只觉得那上面的是袭击无辜人的恶魔,令人心中充满恐惧和憎恨”5。有一次,萧萧到重庆,经过一片废墟,那里曾是一家百货商店,她和朋友在那看过电影、买过点心。她看到空袭后的满目疮痍,禁不住泪如泉涌,双手捂住脸大哭起来。这件事使萧萧的内心起了变化,为祖国和同胞犯下的罪过而痛苦的自己,终于下决心成为一个中国人。
  1944年末,在长女与次子之后,萧萧又生下了小女儿季容。但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感到幸福,考虑到离婚的前提是经济的独立,她决定不再专职于家庭主妇,开始工作。为了工作,她努力地读书学习中文,慢慢地学会写简单的笔记和书信。再加上受父亲的影响,她掌握一些药材的知识,便在工厂附属医院的药局里担任助理护士。工作前,她一直都被称为“蔡太太”,从未有过真正的中国名字,当院长问到她的姓名时,老蔡临时在护士名单上抽取“鲍”姓和“秀兰”的名拼凑起来,从此“伊藤克”就变成了“鲍秀兰”。
  抗战胜利后,为了接收台湾和东北,国民党成立资源委员会,召集接收员。老蔡作为接收员独自前往东北,萧萧也决定辞去药局的工作。恰好此时她在重庆结识了中文名为林英的日本女性,林英在国民党中央广播局担任对日广播的播音员。在林英的介绍下,她先是在广播局作林英的助手,协助翻译播音稿件,之后又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担任资料室下属的日本广播接收员,主要是听取日本广播并做记录。当时许多人利用报纸的副刊,用笔名发表诗歌或短文。萧萧也尝试翻译一些日本作品如西条八十的《金丝雀》、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等,但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人们对日本文学难以接受,这些翻译作品登载后,一些读者写信给报社抗议副刊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品冒头,表示对编者立场的怀疑。她在中央日报社的工作持续到1947年,在国内战争的苗头中社会局势日趋紧张,重庆爆发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运动,有志的同仁纷纷离开反动的中央日报社,恰巧老蔡寄来旅费,萧萧从报社辞职,带着三个子女到了老蔡所在的鞍山。
  短暂的平静生活很快结束,内战爆发,东北解放后,鞍钢的技师及其家属随共产党到解放区,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在那里,萧萧有机会学习毛主席的文章,阅读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小说,其中最令她感动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的《母亲》。改造结束后,她被任命为技术干部训练班的教员。在一次聚会中,萧萧了解到留在解放区的日本人内心的空虚和孤独,精神食粮的缺乏令他们十分痛苦,这种现象在正发生伟大变革的解放区,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空白地带。她听说沈阳成立了民主新闻社,便立即写信,以在解放军后勤部队工作的日本华侨身份自我介绍,指出留在解放区的日本人仍然人数众多,精神上的空虚令他们中许多人生活态度散漫,希望可以为他们翻译介绍中国的革命小说,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革命,并鼓励他们一起为革命事业做出积极的努力,给他们提供精神的食粮。很快,民主新闻社的池田亮一社长就回复她表示与她不谋而合,支持她的看法。受到鼓舞的萧萧正式开始了中译日的工作。
  萧萧首先选择翻译的,是对日本人来讲内容比较容易理解的作品,如解放区作家的短篇小说《我的两位大师》、《柳堡故事》等,发表在民主新闻社发行的《民主新闻》、《前进》等月刊杂志上。这些报纸、杂志一到遗留在解放区的日本人手中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满足了他们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由于读者的反映极好,民主新闻社希望她能够继续翻译更多作品,萧萧看到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备受鼓励,在教务工作之余,坚持翻译直到深夜。
  技术干部训练班的全部课程于1949年3月完成,毕业生被分配到各工厂,教员们也开始准备回到鞍钢。萧萧一边在鞍钢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馆的图书,一边为留在鞍钢工作的日本技术员翻译毛主席的著作。建国前夕,在东北各地视察的民主新闻社池田社长受当时沈阳的日本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赵安博委托,带来赵树理的十余篇短篇小说请萧萧翻译,并鼓励她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鞍钢的机构扩大,工作人员的职称也渐渐正规化,萧萧成为生产计划处一级科员和一级翻译。由于一次工作的失误,导致重要资料的丢失,她失去鞍钢的工作,对此,丈夫老蔡的态度不仅冷淡,甚至向领导澄清摆脱与她的关系,令她对婚姻更加失望。此前有经济来源的萧萧一直无偿进行中国革命小说的翻译工作,失去工作后,她只好写信到民主新闻社申请稿费以维持经济的独立。期间,除大量中国的短篇小说外,她还完成了白朗的《为了明天的幸福》、陈登科的《活人塘》等长篇小说的翻译,作为单行本由沈阳民主出版社发行。
  战争给日本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此时关于日本的消息传播渐渐恢复,与之同时传来的,还有日本的战后文学。当时我国政府开始向人民大众宣传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的普通百姓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萧萧想到,中国人憎恨日本是理所当然的,长时间遭日本殖民统治、受到残酷迫害的东北人更是对日本人怀有无限仇恨。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的区别,也很难使他们接受。但她坚信日本的普通百姓绝对不会以战争为乐,他们一定也像自己一样为之悲伤难过,她盼望中国人民能了解这一点,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能减轻中国人心中的创伤与误解,这样也许可以为中日友好的打下基础。像把中国小说介绍给在中国的日本人一样,通过翻译文学使中国人了解日本。带着这样的期盼,她开始将日本战后小说介绍到中国,最先翻译的是高仓辉的小说《猪之歌》。在此之前的翻译都是中译日,对她来说难度不大,但将日文翻译为中文却困难重重。所幸正在读高中的长女桂容像母亲一样热爱文学,中文成绩很好,在桂荣的帮助下萧萧完成了小说的翻译,并尝试向北京人民文学社投稿。恰巧人民文学社计划推出“亚洲文学号”,将《猪之歌》与朝鲜、印度短篇小说一起刊载,这令她非常高兴。
  她认为“鲍秀兰”作为译者的名字有些俗气,开始使用“萧萧”的笔名。“萧萧”取自“风萧萧兮易水寒”,“雨萧萧下”,表现出一种孤寂,带有佛教“寂”的意味。虽然对中国人来说,这个笔名有些不易理解,但她辍学前所在的淑德女子高中是一所净土宗氛围浓厚的学校,“萧萧”二字体现了深受佛教影响的译者的趣味,也道出她为祖国犯下的罪行而苦恼的心境。《猪之歌》在中国一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的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她决定结束其他工作,专心以文学为途径,让中国人熟悉日本。萧萧向人民文学社表达希望翻译日本长篇小说的愿望,由于不出版单行本,人民文学社把她介绍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社长对她表示热烈的欢迎。受到鼓舞的萧萧先后翻译出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和德永直《静静的群山》第一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上海文坛中,萧萧被看作是“彗星一般出现的日本文学翻译家”6,引发读者的好奇。《箱根风云录》中存在大量佛教用语,而译者注释详尽,甚至有作家猜测译者一定是年逾六十的老先生。翻译家刘德有回忆自己尝试与人合作翻译《静静的群山》时,提到翻译这部作品的种种困难,“然而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又听到一个消息说萧萧也正在翻译《静静的群山》,这样我们受到很大的打击,经过商量后决定我们四个人就此搁笔。”7可见萧萧的实力得到翻译家们的认可。同时,北京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们也注意到萧萧,有些编者邀请她到北京。为拓宽翻译之路,萧萧应邀来到北京,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和译文社副主编陈冰夷。楼适夷建议她通过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箱根风云录》和《静静的群山》,希望她继续翻译《静静的群山》第二部,此外还建议她今后翻译更多的日本短篇小说。回到鞍山后,萧萧专心于翻译事业,开始《静静的群山》第二部的翻译。在一位从事部队文学工作的读者引介下,萧萧结识了当时在鞍钢担任党委书记的作家罗丹,罗丹将她介绍到沈阳作家协会,参加了文学研究会。1955年,萧萧正式成为沈阳作家协会的会员。
  伴随着翻译事业的渐入正轨,萧萧与老蔡的生活却矛盾重重,婚姻走到尽头。萧萧提出离婚并决定到北京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她为特约翻译家,并让她参加政治学习和各种运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更名为“世界文学社”的译文社分别派中文造诣深厚的张梦龄和朱海观两位编者协助她的翻译工作。到1961年末,萧萧翻译完成《静静的群山》第二部、《樋口一叶小说选集》、《德永直选集》、野间宏《真空地带》、《宫本百合子短篇小说集》、岛崎藤村《黎明前夕》等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为日本文学的介绍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在这时,桂容被选为共青团入团对象,入团的全部条件都满足,只有母亲的身份一点存在疑问。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亲,即使您是日本人,我也绝对不会感到厌恶或羞耻。因为您始终与中国人民共甘苦、得解放,如今正为新中国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努力,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请您尽早说出真相吧……”8。为了桂容的入团和孩子们的将来,她认为说出事实的时候到了,继而联络北京市公安局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重新被唤作“伊藤克”的萧萧不禁产生遥远的陌生感,近二十年未使用的本名,已经几乎被自己遗忘了。
  此后,萧萧与老蔡正式离婚,她感到身心的解放。在接受日本杂志《妇人俱乐部》的采访时,记者增田问她是否想回到日本,萧萧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心境:也许弟弟们已战死,母亲和姐妹可能也在空袭中死去,回到无依无靠的日本已无必要。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篇报道令她与弟弟健雄取得了联系。1961年秋,萧萧终于又踏上阔别二十六年的日本国土,与兄弟姐妹团聚。回到日本后,通过在北京时结识的野间宏、岛田政雄、竹内实等人的帮助,她以“伊藤克”的署名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如《金色群山》、《军队的女儿》、《青年英雄的故事》、《高玉宝》、《艳阳天》等、以及大量短篇小说翻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并在《朝日新闻》等报纸发表观点和评论,使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同时,她积极参加中日友好运动,与有相同志愿的同仁组成中日友好协会,并担任会长。在此期间,她曾遭反华暴徒殴打致重伤险些失去生命,但一恢复健康,她又再一次投入到中日友好运动中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975年秋,萧萧才得以返回大陆,与一别十四年的儿女再次相见。1978年8月,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夕,她欣慰地说道:“日本和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友好下去。条约签订后,在每个人心中灌输中日友好的观念,是与中国渊源甚深的我的任务。以此为起点,应该就可以将友好传递给子子孙孙了吧”9。
  1980年,我国政府同意她在中国安享晚年,她继续从事中译日的工作,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执教10。两年后,由讲谈社出版了她的自叙传——《越过悲伤的海》,这位在战火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为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竭尽己力的优秀翻译家,她的传奇人生和杰出贡献都在中日两国的交流中发出璀璨光芒,中日友好的愿景更需要我们传递和努力。
  
参考文献
  1.伊藤克:『悲しみの海を越えて』、東京:講談社、1982.12。
  2.文洁若:《梦之谷奇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11。
  3.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三卷,《日本文学汉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
  注释:
  1.参见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三卷,《日本文学汉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
  2.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三卷,《日本文学汉译史》,18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
  3.参见文洁若,《伊藤克——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梦之谷奇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11。
  4.为了参加工作,伊藤克曾改名为“鲍秀兰”,后又为翻译取笔名“萧萧”。方便起见,本文统一为“萧萧”。
  5.伊藤克、『悲しみの海を越えて』、100-101頁、東京:講談社、1982.12。
  6.伊藤克、『悲しみの海を越えて』、337頁、東京:講談社、1982.12。
  7.参见刘德有,《我和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
  8.伊藤克、『悲しみの海を越えて』、346頁、東京:講談社、1982.12。
  9.伊藤克、『悲しみの海を越えて』、365頁、東京:講談社、1982.12。
  10.参见文洁若,《伊藤克——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梦之谷奇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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