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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获奖论文·杨威威】论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目的

发布日期:2015-10-28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语言文化学刊 第2号字号:[ ]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宿将佐藤春夫在日本的鲁迅译介方面做出过一些颇具开拓性并卓有建树的工作。将鲁迅作为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是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重要目的。不可否认,佐藤春夫在中日全面战争期间以战争“协力者”的身份创作了大量配合战争的文章,其具有的“东亚意识”最终演变成将侵略战争合理化的思想工具,这一点向来为人所诟病。但是,其“东亚意识”的内涵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目的,指出其“东亚意识”动态发展的过程,同时为更加立体地看待作家佐藤春夫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关键词:佐藤春夫 鲁迅 现实批判 东洋化

 

引言

  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小说《故乡》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并附有他写的《关于原作者小记》,文中给予鲁迅高度的评价。[①]以此为开端,佐藤春夫为鲁迅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和传播做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工作。[②]他不仅在时间上较早地将鲁迅译介到日本,在翻译的质量上,佐藤春夫也展现出较高的水准。竹内好在《鲁迅评论集》中便指出:“佐藤氏的翻译,即使今天看起来也还是非常出色的。”[③]鲁迅本人也非常认可佐藤春夫的翻译工作,他在1932年12月19日给增田涉的信中说:“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似未将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加以对照。”[④]鲁迅在这封信中其实是肯定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翻译工作。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丸山升就认为:“由于已经确立了第一流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⑤]佐藤春夫不仅较早、较出色地翻译鲁迅的作品,在鲁迅身体状况欠佳的时候,还曾邀请鲁迅来日本疗养。[⑥]鲁迅对此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他在1932年4月给内山完造的信中就说:“特别是对佐藤春夫先生(的邀请),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⑦]“鲁迅逝世的时候,佐藤还说想要在他家旁边不远处的江户川公园里建立一个鲁迅纪念碑,哪怕小点也没关系。”[⑧]足见他对鲁迅的情谊是比较真诚的。
  佐藤春夫为何对鲁迅产生如此这般的情谊?为何如此热心地译介鲁迅?关于这一点,先行研究中已进行过一些阐释,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强调佐藤春夫欣赏鲁迅作品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从文学审美的层面,认为佐藤春夫旨在撇开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而强调其与传统文学的联系。二是指出佐藤春夫将鲁迅看作“纯粹的东洋人”、“伟大的东洋文学者”,从思想内涵的层面,认为佐藤春夫由于具有稳固的“东亚意识”
[⑨],于是在与“西洋”对应的架构中,将鲁迅“东洋化”。上述两点均从某一侧面指出了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目的,但均不够全面和深入,下文试图对此做出进一步补充,主要阐述分析佐藤春夫欣赏鲁迅的两个方面。

 

一 现实批判精神


  关于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目的,正如先行研究中指出的,一方面是发现并欣赏鲁迅作品具有的“传统意味”,但必须强调的是,佐藤春夫并没有忽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社会意义,恰恰是非常欣赏其作品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并将其作为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

  在《故乡》的译后记《关于原作者小记》一文中,佐藤春夫指出:“鲁迅因为现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野蛮无智的政策不得不保持沉默。”又说鲁迅“自己的成长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世文明的发达史”,佐藤春夫终生未曾与鲁迅谋面,并且创作《关于原作者小记》的时候也还未接触过太多鲁迅的作品,他是如何知道鲁迅当时正在被政府迫害?又根据什么说鲁迅的成长可以看作中国近世文明的发达史呢?考察清楚这一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当时佐藤春夫心中的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到底为什么如此热爱鲁迅。正如他在《关于原作者小记》中所说:“增田君还未发表的力作《鲁迅传》的原稿,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常有意义,我相信早晚能得到发表的机会。”[⑩]果然,不久后佐藤春夫便为《鲁迅传》的发表多方奔走,更是直接找到当时著名刊物《改造》的社长山本彦实,让他亲自审读《鲁迅传》,足见佐藤春夫对《鲁迅传》的认可,这同时也是对《鲁迅传》中鲁迅形象的认可。增田涉本人就说过:“佐藤春夫读了《鲁迅传》的原稿,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一读,感到鲁迅真是伟大。”[⑪]可以说,“佐藤氏虽然和鲁迅没有直接交往,但是通过《鲁迅传》,尊敬鲁迅,并和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⑫]

  《鲁迅传》基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梳理了鲁迅的生命轨迹。总结起来,笔者认为,《鲁迅传》中鲁迅的突出形象便是具有现实批判精神。首先,《鲁迅传》写鲁迅青年时期来到日本,“始终作为革命党而策划奔走”[⑬],想要通过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不彻底,加之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尽是兵匪民匪的国家。鲁迅仍然一直坚持革命的理想和批判的精神,继续批判中国革命的不彻底。《鲁迅传》有不少篇幅谈到了蒋介石政府,“国民革命突然发生了清党运动,1926年4月12日,蒋介石军事政变利用上海的所谓‘四一.二’事件,完全背叛了工农,暴露了国民革命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白色军阀的诱饵。”由于蒋介石政府的“白色统治”,“当时鲁迅很不愿意自己的照片登在报刊上。”并且因为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双脚忙得都没有时间握笔创作。”再反观《关于原作者小记》中,佐藤春夫认为“鲁迅因为中华民国政府野蛮无智的政策,不得不保持沉默”,所谓的“野蛮无智”应该是指蒋介石政府当时实行的压制言论自由等“白色统治”。沿着鲁迅的生命轨迹,《鲁迅传》还记述了鲁迅和所谓“革命文学”的斗争。指出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只不过是“风头主义的公式主义者,在政治上陷进了和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同样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现在的青年很多患有幼稚病。”可见,通过《鲁迅传》的阅读,在佐藤春夫心中,鲁迅应该是一位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和黑暗政府、军队进行斗争,争取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增田涉在《鲁迅传》中空就明确指出鲁迅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社会本身无疑问地始终是个人行动的背景,他(鲁迅)的作品当然是把这一点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加以描写和批判的。”《鲁迅传》的最后一段最能说明问题:“我曾经跟鲁迅说过,我打算写鲁迅论,并谈了我的腹稿。他立即给我写了郑板桥的两句诗:‘瘙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用这两句诗教导了我,要准备挨批判,更重要的是努力去批判。哪怕是入木三分吧,那也是我所满意的。”可见,鲁迅本人是希望增田涉在《鲁迅传》中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形象。从《鲁迅传》的书写中可见,增田涉的确是按照鲁迅的示意努力去做的。佐藤春夫作为增田涉前往中国学习的推荐人和他的老师,是通过与增田涉的交流和《鲁迅传》的阅读,对于鲁迅这样一位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由衷的热爱。问题还不仅仅止于热爱这个层面,佐藤春夫更是将鲁迅身上具有的现实批判精神当作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

  佐藤春夫于1937年创作《地之盐——现代作家的社会关心》一文,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现在的文学家缺乏社会关心”,[⑭]“在社会关心和文明批判方面”,“中华民国不用说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一些年轻的文学者,我们也不能和他们同日而语”,[⑮]该文表达了对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创作中缺乏现实关怀的不满,也间接指出了鲁迅在“社会关心和文明批判方面”于中国年轻学者中起到的垂范作用,这和前文已经提到的佐藤春夫对鲁迅现实批判精神的欣赏正相吻合。反观《关于原作者小记》中的一段话,“希望可能的话,鲁迅可以用日语把新旧诸作品在日本发表,这样也可以为日本文化做出贡献”。[⑯]正如前文已经论证过的,既然佐藤春夫心中热爱的鲁迅形象,是一位不与政府、军队、社会乃至既有文坛相妥协,具有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的形象,可推测佐藤春夫应该是希望鲁迅将来能够来日对日本社会进行“文明批判”,并且能够为日本的文学界带来“社会关心和文明批判”的文学创作理念,佐藤春夫是将鲁迅作为“缺乏社会关心”的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学习对象来看待的。

  综上所述,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译介的重要目的之一,一方面如先行研究中指出的,是出于热爱鲁迅作品中“东洋古来的诗情”和“很深的传统意味”,但绝对不是“旨在撇开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而强调与传统文学的联系。”[⑰]相反,他非常欣赏鲁迅具有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其作品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佐藤春夫将鲁迅作为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认为他们应该学习鲁迅所具有的现实批判精神。

 

二 “东洋人”的立场

 

  关于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炳月指出的,由于佐藤春夫具有稳定的“东亚意识”,他在阅读鲁迅的时候,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鲁迅作品中具有“中国传统的意味”,并将鲁迅解读为“纯粹的东洋人”、“伟大的东洋文学者”。也就是说,佐藤春夫是在与“西洋”对应的架构中,将鲁迅“东洋化”。[⑱]关于佐藤春夫的鲁迅认识是否准确暂不放在本论文中进行讨论,但至少先行研究中的这一看法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佐藤春夫鲁迅译介背后的深层思想,不过,佐藤春夫是如何具体地将鲁迅“东洋化”的?此时“东洋”这一框架内部,中国和日本各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对此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空间。

  1936年10月,佐藤春夫为鲁迅逝世写作了《月光与少年》一文,文中他说:“几年来就想请鲁迅到日本,以追求东洋人的精神。想以实例让普通的日本人了解,伟大的人物即便在现代也不一定全是出自西洋,然而这个希望归于泡影了。”[⑲]佐藤春夫强调请鲁迅来日本的目的是想同鲁迅一起共同“追求东洋人之精神”,又要“以实例让普通的日本人了解,伟大的人物即便在现代也不一定全是出自西洋”,可见,“东洋”正是在与“西洋”的对抗中确立起来的,这种对鲁迅的解读的确明显反映出佐藤春夫具有“东亚意识”。但问题是,1937年2月,佐藤春夫作为日本《大鲁迅全集》的编委,为《大鲁迅全集》写了一篇《作为编者的话》,文中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要用鲁迅这瓢清水,洗涤我们已经被西欧深深荼毒了的灵魂”,“鲁迅全集就是我们的第一教材”。[⑳]佐藤春夫既然寄希望于鲁迅为日本人洗涤被西洋文化荼毒的肠胃,也就是间接地否定了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说,也就是间接地否定了日本在“东洋”内部框架中的中心位置。1937年出版的《鲁迅手册》一书,收录了日本友人在鲁迅去世后发表的评论,其中佐藤春夫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然为东洋作家之鲁迅,虽受西洋现代文明之感化,然绝未因此失去东洋人之精神,此点却为现代一流作家,日本尚无一人足与抗衡者,此后日本文学也必受其影响。”[21]佐藤春夫在此不无偏激地悉数否定了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无一人能与鲁迅抗衡,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按照佐藤春夫的逻辑,在与“西洋”抗衡的“东洋”内部,鲁迅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不仅不逊色于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反而是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

  佐藤春夫写于1937年1月的《文学者的对支关心》一文,以往也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其中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社会观念”,这部分文字主要是说中国人注重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观念,相比之下,日本人虽然注重并具有国家观念,但在社会观念这方面是逊色于中国人的。文中将社会观念当作一种重要的、优秀的现代文明。文中他举了鲁迅文集《呐喊》里的一篇文章《一件小事》为例,指出“这篇文章虽然是鲁迅早期创作的小说,但是足以确立他的创作风格,故不可等闲视之”。[22]佐藤春夫认为:“小说《一件小事》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作为社会人的意识,同时包括鲁迅文学本身,都不是鲁迅学习欧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支那人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这段话仍然是将中国放在与欧洲相对的一面,隐含意义可以解析为:鲁迅并没有盲目学习“西洋”,而是立足于“东洋人”的立场,同样可以发现与“西洋”对话和抗衡的资源,这同样也是其“东亚意识”的一种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佐藤春夫此时的“东亚意识”内部结构中,仍然是将鲁迅这样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亚洲优秀现代文明的代表,在鲁迅身上发现了作为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可否认,佐藤春夫在中日全面战争中作为一个战争的协力者,发表了大量配合、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字,战争期间创作的《大陆和日本人》一文中他说:

  中国悠久的文化都传到了日本,而其中有意义的部分全都留在了日本,即支那的文化之花在本国已经枯死而在日本却盛开不衰,既然支那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为吾国所传承并得以发展,那么进出中国大陆并在那里建立文化难道不是吾等的权利和义务吗?[23]

  其中的逻辑正如董炳月所指出的,“对于佐藤春夫来说,‘亚洲价值’的成立是借助于‘中国价值’向‘日本价值’的转换完成的。”[24]但是,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证明,至少到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之前一段时间,佐藤春夫的文化逻辑还和上述战争中的逻辑截然不同,在“东洋”这个框架内部,佐藤春夫并没有将日本置于绝对的中心位置。

  如果从历时的维度考察佐藤春夫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前后对鲁迅的态度可以发现,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及整个战争中,佐藤春夫几乎没有谈及鲁迅的言论。虽然1940年编辑了《支那文学选》一书,其中也收录了鲁迅的《故乡》,但他完全没有再像战前那样把鲁迅当作日本文学和知识界学习的对象来论说,编辑该书的目的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说“在我们已树立了振兴亚洲,为世界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这一国策的今天”,“编辑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新日本的国民对邻国(中国)加深理解,从而播散友爱的种子”。[25]佐藤春夫这里比较直白地宣告了自己“国策文人”的身份,此时翻译鲁迅已经具有了某种政治目的的考量。直到1949年,佐藤春夫才写了一篇文章《从鲁迅那里学到的》,赞赏鲁迅那种对人类的爱和出于这种爱的斗争精神。1954年写的《必读的书,最佳的译者》中也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1957年在《翻译鲁迅的和的时候》一文中,佐藤春夫赞扬鲁迅的作品《故乡》“将中国古来的诗情完全融入现代文学之中”,并且明确指出“那时日本现代文学看上去似乎和古代文学完全隔绝,我对此不满,才想要翻译鲁迅的作品学习他是如何融合古代文学于现代文学中的。”[26]他这时才如战争之前一样,再一次指出自己翻译鲁迅的动机正在于要向鲁迅学习,以鲁迅为师。作为晚年的回忆性文章,上述文字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对比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时期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评价可发现,战争大环境裹挟下佐藤春夫思想上发生的微妙变化。
  总之,通过对“东洋化”这一行为的具体的、历时的考察可见,虽然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佐藤春夫的思想和言论曾发生过一些微妙的变化,但除去这段非常时期以外,当佐藤春不满意日本现代以来盲目模仿西洋希望给予反拨时,他不仅仅到古代中国文化中去寻找资源,还常常到现代中国文化中寻找资源,他不仅寄希望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对抗西洋的冲击,更把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者当作重要的学习对象,鲁迅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方面反映出佐藤春夫“东亚意识”变化发展的轨迹,也反映出现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洋”文化冲击,企图确立“自我”的过程中曲折复杂的心理。

 

总结

 

  本文以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目的为切入点,指出佐藤春夫虽然具有稳固的“东亚意识”,但是其“东亚意识”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至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佐藤春夫所谓的“东洋”框架内,日本并不处于中心的地位,反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常常成为日本文人和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从整个中日现代文学文化交流史和研究史来看,由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早于中国等复杂原因,学界以往通常将关注点聚焦在日本文学、文人对中国的影响之上,其实,中日两国现代文学、文化关系的状态应该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及现代文学、文化对日本产生过何种影响,将成为笔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佐藤春夫译的《故乡》,是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故乡》的第二种译本,他介绍评价鲁迅的文字,也是继山上正义以来最重要的文章。
  
[②]同年7月,其翻译的《孤独者》也在《中央公论》上发表。1933年3月,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收入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编辑者也是佐藤春夫。1935年6月,他又与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收入小说、散文、杂文共12篇。1937年1月,佐藤春夫又作为重要编辑者之一参与了日本《大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另外,佐藤春夫还曾倾全力寻找机会安排增田涉创作的《鲁迅传》在日本发表。
  
[③]竹内好:《鲁迅评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57年,第176页。
  
[④]鲁迅:《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翻印(内部发行),1973年,第26页。
  
[⑤]丸山升:《鲁迅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68年,第112页。
  
[⑥]藤井省三:《佐藤春夫和鲁迅》,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9卷》(月报 11),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5页。
  
[⑦]藤井省三:《佐藤春夫和鲁迅》,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9卷》(月报 11),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3页。
  
[⑧]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东京,角川书店,1970年,第272页。
  
[⑨]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这一思潮有一个演化变异的动态过程。本文也旨在把佐藤春夫的“东亚意识”,放在一个历时的维度中,将其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⑩]佐藤春夫:《故乡》,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9卷》,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414页。
  
[⑪]增田涉:《佐藤春夫和鲁迅》,见《鲁迅的印象》,角川书店,东京,1970年,第271页。
  
[⑫]增田涉:《佐藤春夫和鲁迅》,见《鲁迅的印象》,角川书店,东京,1970年,第271页。
  
[⑬]本段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鲁迅传》,增田涉作,卞立强译,见《鲁迅研究资料 第二辑》,文物出版社,北京,1977年。
  
[⑭]佐藤春夫:《地之盐——现代作家的社会关心》,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1卷》,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221页。
  
[⑮]佐藤春夫:《地之盐——现代作家的社会关心》,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1卷》,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223页。
  
[⑯]佐藤春夫:《故乡》,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9卷》,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414页。
  
[⑰]靳丛林,《鲁迅与佐藤春夫》,出自杂志《鲁迅同时代人研究》,1992年5月,第27页。
  
[⑱]该部分内容整理自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⑲]佐藤春夫:《月光与少年》,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21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第271页。
  
[⑳]佐藤春夫:《作为编者的话》,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35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第33页。
  
[21]曹聚仁编校:《鲁迅手册》,上海,博览书局,1948年,第414页。
  
[22]本段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佐藤春夫:《文学者的对支关心》,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21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309-310页。
  
[23]佐藤春夫:《大陆和日本人》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2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第187页
  
[24]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3页。
  
[25]佐藤春夫:《序》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35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第150页。
  
[26]佐藤春夫:《翻译鲁迅的和的时候》,《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25卷》,京都,临川书店,1999年,第137页。
  参考文献:

[1]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林非著:《鲁迅与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3]李城希著:《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刘青汉著:《跨文化鲁迅论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王家平著:《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王吉鹏、李春林编著:《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赵京华著:《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9]周作人著:《鲁迅小说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日]佐藤春夫著、中村真一郎 [ほか]監修、『定本佐藤春夫全集』、京都:臨川書店、1999-2001年版。

[11][日]佐藤春夫著『風雲』、東京:宝文館、1941年版。

[12][日]佐藤春夫著、増田渉訳『魯迅選集』、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版。

[13][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日]丸山升著,王文俊译:《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日]伊藤虎丸著,孙猛、徐江、李冬木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日]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18][日]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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