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到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大学制度、国家政策和语言的力量”的讲座，这也是由校宣传部和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的第七讲。

杨慧林教授的讲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的传统学术与西方的大学理念；第二，中国早期的教会大学及其语言经验；第三，亚洲国家面临的语言强势与未来的文化生态。

杨教授指出，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是所谓“六艺”之学。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著作《汉书·艺文志》，就把“小学”与经书归为一类。其中 “小学”包括的《八体六技》、《训篡》、《别字》等，实际上都是识字的课本。“小学”类归经部，并非简单的图书分类问题，其中反映着语言文字研究与文献解读不可分割的根本观念。自宋代以后“小学”逐渐独立发展，不再附庸于经学，但是“小学”为“释经”服务的初衷却始终得以继承。这不仅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甚至也为这一传统打上了一层难以褪去的语言学的印记。欧洲的大学制度本身导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修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教育－学术始终是同一定的价值选择关联在一起的。而承载文化－教育－学术的语言，则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本身的根本标记。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演化和兴衰，便是典型的例子。

他认为，“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但基督教差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本源文化”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首先体现于选择了不同的授课语言。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际，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至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已基本用英语教授；……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文”。无论采用汉语教学还是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宗旨及其传教动机；而且在两种授课语言的选择中，最基本的依据恰恰是同样的价值目的。其中所暗示的，只是传教士对中西文化本身的不同评价，可以说，对价值寓意以及关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采用不同授课语言的根本原因。

时至当代，如何借助语言优势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实际上仍然是西方国家语言－文化传播的主要“问题意识”和考量指标。在各国政府促进其语言推广的努力中，始终隐含着保证文化安全、平衡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潜台词。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惟有语言本身是相对中性、工具性和符号性的；然而也只有从语言的多样性入手，才能打破失衡的文化生态，将单向的“西学东渐”转化为文化互动。

讲座由人文学院陈戎女教授主持，李庆本教授、钱婉约教授等也出席了讲座。讲座后，到场的老师与同学和杨慧林教授进行了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