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下午，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研究所举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五讲，在教四楼三层会议室进行。日本明治大学副教授丸川哲史为我校研究生作了题为“与鲁迅相遇：竹内好《鲁迅》的产生”学术讲座。

竹内好（1910-1977）是把鲁迅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他对于鲁迅作品的翻译，特别是写成于1943年的《鲁迅》一书，在战后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自己因而也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丸川先生首先介绍了竹内好写作《鲁迅》的时代氛围和思想动机，分析了鲁迅作品对那个特定时代以竹内好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而重点分析了《鲁迅》中受到鲁迅启示，而被作者强化引入的“政治判断”和“讽刺效果”等等思想内容。

竹内好通过着重分析鲁迅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的两场讲演——事变前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事变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洞察和揭示了鲁迅文学观的转变：从“文学代替不了革命”到“文学必须与政治对决”，即文学家可以以“背德者”的“道德”，参与对当下政治的对决，从而肯定了文学的革命性和政治性。丸川先生指出，在《鲁迅》中，竹内好着重强调了文学创作者的“政治判断”，同时，这也是他通过写作《鲁迅》，对于自己及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伴们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治判断失误的一种历史反省和责任追究。

在讲到鲁迅及《鲁迅》的讽刺效果时，丸川教授说，在初版《鲁迅》中，中国的名称都用“支那”来表示，但在战后的1946年第二版时，全部被替换成了“中国”，这一替换是竹内好本人强烈反对的。究其原因，绝不是作者对于“中国”有什么偏见，何况在1934年竹内与同伴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中国”一词就已被其率先自觉地使用了。晚清以来，“支那”一词带有了浓重的日本因素，是包含了许多负面因素的“日本的支那”。因此，“支那”一词具有强烈的讽刺政治的效果，这种讽刺也体现着竹内好对鲁迅讽刺笔法与思想精神的理解和借鉴。

讲座结束后，我院钱婉约老师和社科院文学所张重刚先生对丸川先生的讲演，作了精彩的点评和回应。丸川教授还与在座师生就鲁迅与日本作家的比较、“支那”涵义的时代性变化等相关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