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5日下午，由北京语言大学比文所和宣传部主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01讲在教三楼300教室举行，本讲主题为“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对一个学界共识的重新反思”，主讲人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刘耘华教授，主持人为陈戎女教授，评议人为黄悦副教授，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师生济济一堂。
刘耘华教授首先介绍了这一题目的缘起，是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十八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工作坊张西平教授发言的一个回应。张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其核心观点是：16-18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在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热”，“这既是中国思想文化融入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欧洲自身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是欧洲思想变迁的内部需要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特点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与世界意义”；他指出，我们应该从中西之间长时段的事实关联等方面入手，破除“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
刘耘华教授承认，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在如何对这一事实做出认识和评价方面却富有争议，以至于它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与思想史上的一个“热点”。在这个持续百年的中西交往过程中，中国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是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呢，抑或只是欧洲借中国的“形象或幻像”（image or vision）所展开的自我建构？
接下来，刘耘华教授进入本次讲座的核心，探讨自然神学视域下的儒家之“理”。
自然神学是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具体看法千差万别，难以给出界定。以理性和启示之两极为标准来衡量，则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彼此交缠的不同倾向：一是延续了阿奎那的传统，主张人类借助自然理性之光，可以得到关于上帝的确定性知识与“真理”（如上帝存在、上帝是“一”，等等；“启示真理”则超出人类理智之上，不可“理”论）；二是倾向于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立场（接近于无神论）；三是折衷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承认上帝是“惟一的创世者”“自因”“第一原理”，另一方面又主张“原理”“依据”“理性”“精神”等已内在于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之中（主要关心“内在性”，而忽视或甚少讨论“超越性”的“启示真理”）。三种倾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知识与道德可以在没有神启（revelation）的前提下“自然地获得”，其目标是：把“启示教义”撇在一边，以纯粹的自然宗教取而代之。从消极的方面说，凡是对基督教启示教义做出否定性批判者都是自然神论者（deists）；从积极的方面说，相信理性和自然足够为人类提供救赎者（即勿需“信仰”“神启”或“天意”的帮助）也是自然神论者。
由是，刘耘华教授以最具代表性的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为例，阐述自然神论者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
01马勒伯朗士的观点
马氏认为，“理”既是智慧、明智、正义而又不是“精神”“理智”，这是矛盾的；“理”既是至上的，却又依附于“气”（物质），这是矛盾的；“净化的、有机的气”（精气，只是“物质”的一部分）作为“精神”或“灵魂”，并非“无限的实体”，如果“理”的智慧、明智、正义只限于这种“气”，那么，“理”也就不是“无限的实体”。另一方面，马氏对于作为“无限存在体”的“上帝”的阐述，如既是“完全单一”又是“无限的多样性”，一个“无限强大、无限明智、永远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行动的存在体”，完美地协调存有之“关系”的看法，以及对“知觉”的强调，可能对莱布尼茨产生了影响。有学者就指出，在关于“先定和谐”、“理”的精神性方面，莱氏与马氏的看法类似；此外马氏还激发了莱氏在玄学层面对中西思想比较的探寻。
02龙华民、利安当的观点
龙华民和利安当认为，中国人主张万物皆源于“理气”构成的太极，“理”虽然具有上帝才合适拥有的品质和完美（也是正义、智慧和德行之源），但是毫无“灵性”“精神”或“意识”的内涵，故其实质乃“原始物质”，“气”则是一种可变的物质（“元气”“精气”“粗气”等）。“理”“气”合一，滋生出“五行”和万物；中国人崇拜并祭祀神灵，后者以“气”为本质，有生死终始，但无生命、智慧和自由。究其实，“理气”论隐含了“致命的毒药”，中国人对西方的“灵魂”与“上帝”没有“真知识”，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这也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
03莱布尼茨的观点
莱布尼茨对此做出了逆向的阅读。他认为龙华民、利安当误解了“太极”“理”“气”等概念，因为，从纯粹被动的“原始物质”中去寻找秩序、规范和形式之源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把这种荒诞行为归之于中国人——莱氏称之为“东方的欧洲人”就更加不可理解。“理”作为“单子”的对应性概念，既是本质、原理、精神又不离“活力”之“气”（既普遍又特殊，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中国人的“上”“天”“理”同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是相近的——是“最高本质”“绝对精神”“纯粹的善”“正义、美德、智慧、秩序的终极来源”“灵魂”“有活力的本质（单子）”，它是恒在“世界（自然）”之中、并让“世界（自然）”自我持存、生长和运转的“秩序之力”，而非在超越于“世界（自然）”之外的全能的“干涉者”（Interposer）。无数“单子”之间，存在着“先定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所以，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这一解读，也完全异于利玛窦把“太极”和“理”视为“依赖”的理解。 莱布尼茨之所以在解读中国文化方面敢于违背主流意见，主要的依靠是白晋。后者以及他所创立的清初耶稣会“索隐派”（或译“象征派”）中的其他人士，可谓来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极端派，他们不仅把天主教的“Deus”与“天”“上帝”“三后”等本土概念对应起来，而且还进一步把文王、武王、五帝等“受命于天”的有德帝王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对应起来，这种在中西远古文化之间寻求“共同象征”的做法，很投合莱氏的“普遍主义”立场 。
由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刘耘华教授提出了两个概念：“植入式影响”和“确认式影响”。“植入式影响”（in-fluence）的发生，要求有三个前提：一是在接受影响者的传统中它是明显地缺乏的、或者至多是处于潜伏或受抑制的状态；二是它一旦被接受，便被消化、融合，成为接受者的有机组成因素（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三是没有特定的放送者，某种“影响”就没法发生。刘教授认为，总体而论，这种影响并未在17-18世纪欧洲百年“中国热”之中发生。相反，发生的主要是“确认式影响”（com-fluence）。与前者不同，它是指两个或多个影响来源之间并无上述因果决定论的关系，而是彼此共存、相互印证和感染的关系。
由此，刘耘华教授倡导重新思考“科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刘教授引用了莱布尼茨的一段话：
“几何学不是指手工工匠使用的几何，而应该是哲学家研究的几何学。美德来源于智慧，而智慧的灵魂是真理。那些深究几何学证明的人便把握了永恒真理的本质。康熙皇帝显然已知晓这个柏拉图以前教导于我们的道理：不通几何，就无法弄懂科学的奥秘。……尽管中国人几千年来致力于神奇的应用并赋予学者很大回报，但他们在科学方面造诣不深，我认为其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们缺少欧洲人的‘一只眼睛’，即缺乏几何学的智慧，因此他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第一哲学’，而借助它，我们能够认识非物质的事物。”
刘教授指出，这段话蕴涵了一个很清楚的逻辑链条：美德来自智慧，智慧的灵魂是真理（换言之，拥有真理者才有智慧）；真理是通过几何学的证明发现的（科学以几何学为其灵魂）：美德与智慧的真正拥有者是几何学家（科学家）。反之，中国人由于缺乏几何学的智慧，故其在德行方面是有缺陷的，即，将自己局限在可见的经验世界里，而忽视或不能理解“非物质的事物”（这是指掌握了几何学知识才被允许进入的柏拉图之“可知世界”）。刘教授认为这个判断似乎仍未过时，仍然具有催人警醒的力量。
刘教授借此提出，科学不是“思想”借以实现自身、然后可以忽视或抛弃的手段和工具（得鱼忘筌、见月忽指），相反，它同时是思想本身和思想源泉。这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反复申言的。我们在趋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仍然需要借西方贤哲之镜来看清自己身上的瑕疵与污垢（唯有如此，才能看得更清），使中国人的美德和智慧更加完满高超，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会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
讲座结束后，黄悦副教授做了回应和评议，陈戎女教授作了简短总结，刘教授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师生之间各抒己见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此次讲座为同学们带来了既抽象深刻又系统细致的相关知识的介绍，发人深省，更引发了大家对于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两者关系的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