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8日下午，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19讲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报告厅成功举行。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为广大师生带来题为“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影视剧90年代叙事热解析”的专题讲座，从近年来多部现象级影视剧中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叙事切入对当今中国社会与大众文化心理的分析，北京大学张慧瑜研究员担任与谈嘉宾。本次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胡亮宇老师主持，文学院郭鹏教授、陈戎女教授、李玲教授、苏展老师以及校内外百余位师友参加。现场气氛活跃，讲座反响热烈。
讲座初始，贺桂梅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她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漫长的革命》为起点阐述自己对文化研究的理解：文化是日常生活，是意义的建构。人们应当关心现实生活中塑造世界观、影响情感结构、界定“意义”的“活”的文化。沿着文化观察的路径，贺桂梅教授持续关注着“如何认识21世纪的中国”这一问题。在著作《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和课程“21世纪文化热点研究”中，贺桂梅教授剖析了影视文化现象，带领读者通过解读叙事形态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作为大众社会的主流叙事媒介，影视剧对于理解当今的大众文化如何讲述人们的故事、展示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认识21世纪以来的中国面貌，均起到关键作用。援引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讨论，文艺叙事能动的创造获得了人们的接受和认可，从而拥有了具有正当性的文化领导权。影视剧将新时代的理念落实到了感性叙事的范畴，通过重新讲述20世纪90年代生成了新的时代意识。
据此，贺桂梅教授引出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现实题材剧。贺桂梅教授先是概述了《山海情》《人世间》《风吹半夏》《狂飙》《漫长的季节》《繁花》《大江大河3》等七部现象级影视文本的主要情节，随后阐明现实题材剧的总体特点：现实题材剧讲述的是可见可写的“现实”，这是一种包含了现实问题和带有史诗叙述特点的现实；它把具有现实特点的具象叙事嵌入大历史叙事，形成一种历史判断和历史总结。在学界，20世纪90年代一度被形容为“漫长的”，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未知的历史时段，这是因为在这十余年里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1992年“南方谈话”，1996年国企改制升级，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中国加入WTO等等……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使得当时的人们难以完整且清晰地描述这一历史阶段，呈现出“未完成”的叙事。贺桂梅教授认为，上述七部现实题材剧对90年代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叙述，使得这“漫长的”十余年得以最终“完成”。时间上，这批影视剧的叙事焦点由两个时间节点分割：前半部分集中于1993-1994年，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奇遇”；后半部分集中于1996-1998年，表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改革与下岗“阵痛”。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重新讲述的90年代”，贺桂梅教授结合片例，主要就这批影视剧中能够生成、支配新的20世纪90年代叙事的三个新的因素展开论述。这三个“新”分别为：新逻辑、新主体、新时代意识。
新逻辑，即经济社会的逻辑，讲述“转型的故事”。新逻辑要求叙述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诸般面向。《山海情》将克服贫困这一宏大的主题寓于情景喜剧式的叙事之中。《漫长的季节》直面伤痛，主人公最终从儿子死亡的悲痛中走出来，这个结局象征性地传达出一种治愈与告别20世纪90年代伤痕的方式。《风吹半夏》中的民营企业家最初负下“原罪”，后来逐渐成长为一股可被社会主流接受的、积极的中国力量。《狂飙》对正邪较量的表达，隐含着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自我革命、修复和重建的要求。《繁花》呈现的则是一个市场江湖的传奇故事，多位主要角色代表着资本的不同形态。
新主体，即正在崛起的中国。影视剧通过叙事确认新时代中国的主体性。其一，讲述“崛起的故事”的影视剧展开了一幅“中国英雄谱”，叙事的主角是一群土生土长的、追求财富的新式英雄。《大江大河3》借助三男一女的形象，讲述了国有企业、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企等四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故事。其二，这些影视剧都会有一个强调中国主体性的宣告时刻：十年前讲述主体性的方式是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中走向华尔街的情节，即中国的成功要得到其他经济大国的承认；十年后《风吹半夏》《大江大河3》里这一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即要让他国承认中国是与他们平等的竞争对手。其三，方言与空间区域的联系颇为密切。从《山海情》开始，方言成为影视剧叙事的重要因素之一，和此前影视剧中“去地方性”的普通话相区别。西北、东北、东部或东南地区，是这批现实题材剧所涉及的三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叙事之内部差异的充分关注。
新时代意识，即借助一个旁观叙述者的视角，站在安全的当下回望艰难、分化、充满未知的20世纪90年代。诚如讲座标题所言，讲述中国“故事”，意即讲清中国“过去”的事情。将过去指认为“过去”，既是对“当下”的源头和起点的追认，也是对于“当下”的肯定。同时，这批影视剧带动了90年代流行歌曲的怀旧潮，这可以是对一代人心安地向过去告别的一种心理反映。《漫长的季节》暖色调怀旧海报的制作与悬疑的内容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暖色调的选择可以根据该剧片尾曲《再回首》的歌词寻求一种理解：再回首，我心依旧；向前看，别回头。
接着，贺桂梅教授分析了今天的影视剧选择20世纪90年代作为重述的时间节点的学理依据：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是一种浪漫而短暂的解放叙事，它很快转变至90年代漫长且剧烈的社会转型，只有完成对90年代的整体感知，我们才能面对更新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任何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叙述，贺桂梅教授认为影视剧的这种90年代叙事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它们把90年代讲述成一个冒险的故事，在接纳非理性力量时也使得它破坏性的一面合法化；其二，只关注经济市场的故事与逻辑，忽视了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视野，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作用；其三，同样在经济逻辑的统率下，80年代的社会主义故事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个暧昧的“前史”。最后，贺桂梅教授概括这七部影视剧对于讲述90年代中国故事、理解当代中国面貌的价值和意义，强调应当立足于21世纪的综合性视野，重建中国故事的时间向度，修复具有“未来”向度的历史视野。
与谈环节中，张慧瑜研究员首先称赞了贺桂梅教授充沛的学术精力和优秀的影视文本细读能力。他认为贺桂梅教授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当代影视剧重述20世纪90年代这一创作现象的文化症结，并且将分属不同脉络的具有代表性的影视剧放在现实题材这个大框架当中进行考察，邀请大家思考这种重述对于认识当代中国、理解当代国人文化心理所包孕的丰富意涵。同时，张慧瑜研究员也结合自己的观影经验，分析《白日焰火》《少年巴比伦》《隐秘的角落》《从21世纪安全撤离》等影片，分享了他从电影领域中所体悟到的当代中国社会对20世纪90年代所持有的文化情结。
胡亮宇老师认为，贺桂梅教授谈及的影视剧实际上是站在21世纪20年代面向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全面的、概括性的叙事，由此让我们看到90年代叙事如何在中国内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得到共时性的表达。他还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分享听讲体会：今天的人们对于90年代叙事的迷恋，似乎还缘于其承诺着社会流动性的存在，承载着市场经济赋予个人跃升的幻想，返照了此刻当下。换言之，我们今天愿意畅想这样的年代，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正遭遇着一种阶层固化的处境。
讲座的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互动，与贺桂梅教授围绕多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针对“东北作家群的小说改编影视剧过分推崇悬疑和奇观，是否有可能导致在某一个层面，对于本质的人文关怀的放逐？”这一问题，贺桂梅教授阐述了这些改编剧可能存在的憾失之处：改革过程中，东北重工业区显现出伤痕面相，但需要警惕其在影视剧中的符号化。影视剧中暴力性的因素往往是情绪化的反映，应参照张猛《钢的琴》、王兵《铁西区》的历史质感。以双雪涛、班宇、辛爽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往往淡忘或缺失了对于社会主义工厂体制的记忆。
针对“热播影视剧对时代认知的传奇式或者是精英化的叙事，是否做到了与普罗大众人文情怀的平衡呢？我们是不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呢？如何认识《人世间》中普通人面对时代浪潮的处境？”的问题，贺桂梅教授首先指出，我们主要分析的对象是电视剧，而电视剧是大众社会的一个带着无意识快感的叙事行为，具有政治无意识性和白日梦等特点，人们并不会直接把它和现实完全对应起来；其次就《人世间》这部剧本身而言，它并未提供这种无意识快感，而是一种朴素的叙述，新时代对自身某种困境的讲述恰恰是它本身的意味所在。
针对“在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的十年中，陆续出现了像《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它们都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或更早时期的历史。这些作品和您今天提到的影视剧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之处呢？”这一问题，贺桂梅教授的回答是：这些电视剧确实形成了一些关于90年代的叙述，但是它们不包含着一个关于时间或者历史的总体性的判断，而是和历史现实的现场同步展开的叙述。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新的故事应该如何跟原来的那些叙述对话。
针对“关于影视剧90年代叙事热的成因，除了您讲到的经济上的因素，有没有可能与文化心理有关？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发疏远，很多人都渴望回到所谓的美好的纯真年代。”这一问题，贺桂梅教授认为：这些影视剧成功地为非理性的、混乱的、模糊不清的20世纪90年代找到了一种安全的过去。怀旧是现实困乏的欲望投射，这个“过去”实际是一种想象的建构，它所带来的魅力与温暖其实恰好是我们今天所渴望的。我们应当以此契机观照人们的现实诉求。
讲座的最后，胡亮宇老师基于贺桂梅教授的演讲主题给予同学们以学习与生活上的启发，邀请各位同学思考：未来的影视剧将如何再现我们当下所处的年代？我们将作为一种怎样的过去被想象和讲述？至此，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19讲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缓缓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