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季中国人的欧洲认识
钱婉约
提 要 十六世纪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间,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沿着印度洋新航线来到中国,中国人因此开始了直接接触和认识欧洲的历程 。本文梳理明季中国人对于欧洲史地的认知程度以及对于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 、意大利四国形象的最初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明季中国人欧洲认识具有“新知与讹误相混杂”、“疏离西方宗教神学”以及“沉湎于传统帝国最后的文化优越感”等等特点。
关键词 西学东渐 欧洲形象 跨文化 自我认同
文化受容十五 、十六世纪之交,是世界历史惊心动魄的时代 。一系列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飞跃,大大增进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认知视野,东西方世界由此发生了远远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上物物交换为主的更多方面的实际接触。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广东沿海,1553年开始盘踞澳门;1601年荷兰人回旋于澳门、台湾澎湖一带,1624年起占据台湾,与此前后,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驱逐华人;意大利人来华传教……。十六世纪以来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最初的认识 、态度 、对策如何?本文欲推究当中国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意大利等国初次相遇、接触甚至交战后,明季中国人的欧洲认识如何?以及这些认识的特点和意义 。
一 国名与地理位置的认知
《史记·大宛列传》开启了中国史籍对于域外史地的记载,后世历代正史都留意对与中国有交往的周边国家的记载。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编纂完成的《明史》,有篇幅庞大的《外国传》,主要记载郑和下西洋之后明代朝贡体制下的亚洲各国,其中《佛郎机传》 、《吕宋传》 、《和兰传》、《意大里亚传》四篇,分别记录了明中叶之后先后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四个欧洲国家,四篇一般合称为《明史·欧洲四国传》① ,它们根据《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及张燮(1574—1640年)《东西洋考》等个人专著编写而成,因此虽为清初所修,一般将其作为明代资料看待,是明代史籍文献中比较集中的对于欧洲国家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对于那些来到中国沿海的“赤发碧眼” 、“深目长鼻”的不速之客的最初认识和态度。
然而《四国传》往往疏略脱漏,史实多有讹误,幸有前辈学者张维华著《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等① ,探溯源流,辑补资料,比对纠缪,考订故实,为后人阅读和使用扫除了障碍,提高了史料的信实度 。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开始了从海路与东南亚乃至西亚国家的交流,并将一些国家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系中 。但是,对于从海上新航路而来 、“自古不通中国”的欧洲国家,中国人还是很陌生的 。对于这些国家的名称 、人种 、地理位置等,首先就不甚了然,多有误解 。所以,后来艾儒略(1582—1649)编《职方外纪》时,特别指出“凡系在职方朝贡附近诸国,俱不录,录其绝远旧未通中国者 。”②实有为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补缺拾遗,增添新知的用意 。
以下主要根据《四国传》 、《职方外纪》等书,简单辨析明人对于欧洲主要各国国名及地理位置的认知。
《佛郎机传》首句“佛郎机近满剌加”七字即颇费思量,包含了多层历史信息。明文献中“满剌加”有时又作“麻六甲”,即今“马六甲”,而近马六甲的“佛郎机”指哪个国家?原来本篇传记主要记载的是从明正德十三年(应为十二年,即1517年)到天启元年(1621年)葡萄牙与中国最初交往 、沿海战争等历史。“佛郎机”一名多出现在明人著作中,据张星琅 、张维华考证,“佛郎机”是西文“Franks”的音译,今译“法兰克”,是北欧日尔曼民族之一种,中古时期曾建立奥斯曼帝国。帝国周围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因之统称欧洲人、基督徒为“Franks”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明人便从南洋一带的阿拉伯商人口中袭用了“Franks”的发音,写作“佛郎机”,来指称初遇的陌生人。又因为葡萄牙一路东来,是先后占领了印度果阿 、苏丹国所属的马六甲城,而以马六甲为据点来到中国的,故有“佛郎机近满剌加”之地理位置上的误解。
明代文献中,明人有时也用“佛郎机”混称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因为在1580年到1640年的60年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曾一度吞并葡萄牙 。《吕宋传》主要记载了从明隆庆四年(1570)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西班牙对于今菲律宾吕宋岛的占领 、统辖,以及在吕宋岛屠杀、驱赶华人的历史,传中即以“佛郎机”指称西班牙占领者。另外,明清文集中又将占领吕宋岛的西班牙人称为“大吕宋”或“西洋吕宋”,原与明有朝贡关系的吕宋国则降为“小吕宋” 。“佛郎机” 、“大吕宋”、“西洋吕宋”遂为西班牙在明人文献中最早的称呼 。稍后,才渐渐以“波而都瓦尔”称葡萄牙 、以“以西把尼亚” 、“依西把尼亚” 、“干系腊”等称西班牙。
《和兰传》记载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崇祯十年(1637)荷兰人骚扰澳门,占据台湾的史事,《意大里亚传》记载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崇祯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到中国的史事,这二传所记因年代稍后,名称 、地理位置等得以渐趋准确,反映了正德以来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欧洲知识的逐渐增进和明晓。
以利玛窦为发端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后,明文献时以“大西洋人”指称“意大利” 。盖元明间人一般以加里曼丹岛为界,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故郑和远航称为“下西洋”,而利玛窦曾奏疏自称“大西洋陪臣” 、“大西洋人” 。后遂以印度洋为小西洋,以更远的西方为“大西洋” 、“大西(泰西)” 。至于《意大里亚传》先在尤侗原稿中曾以《欧罗巴传》名之① ,或是因为此传与前三传专记佛郎机、吕宋 、和兰三国事迹不一样,主要是记载西洋传教士来华事迹,涉及到利玛窦 、龙华民、毕方济 、艾儒略、熊三拔等意大里亚(意大利)人外,另有热而玛(德国)人邓玉函、汤若望,依西把尼亚(西班牙)人庞迪我 、波而都瓦尔(葡萄牙)人阳玛诺等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故《意大里亚传》文末明言:“(这些国家)皆欧罗巴之国也,……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 。”
该传还提到了五大洲概况:
“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 。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 。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 。”②
可以说,这是明人关于世界地理格局、各洲国家概况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知识,对照现代地理知识,其中除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外,唯第五之“墨瓦腊泥加洲”,不甚明了 。《职方外纪》所记稍为详细,原来这第五洲是指西班牙国王派遣之大臣“墨瓦兰”(今译麦哲伦)于亚墨利加洲南界海中发现,因“墨瓦兰实开此区,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泥加,为天下之第五大洲也 。”③ 实则指今麦哲伦海峡以南属于南美洲的不大的一块地方。缺失南极洲知识,这恐怕不仅仅是明人的局限,而是当时欧洲人知识体系的空白点 。
至若《职方外纪》五卷,记载了地球上“五洲四海”之概况,包括五大洲之60多个国家,及东 、西、南、北四大海之海名 、海岛 、海族,海产、海状、海舶 、海道等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来说,堪称最为详备。它是来华传教士写成的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著作,不仅在中国,对西方来说,也是一部包含了最新地理学知识和观点的世界地理著作。此书虽题为艾儒略所著,但事实上是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艾儒略原名Giulios Aleni ,意大利人,1610年抵澳门,1613年入北京,历经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福州等地传教,卒于福建延平 。他在天主教教徒杨廷筠协助下,根据西文世界地理资料,用汉文写成《职方外纪》 。故旧题“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所谓“增译”是指以庞迪我、熊三拔汇集西文资料先已编成的抄本为底本,再作增补、汉译,而“汇记”是指杨廷筠对书所作的文字加工和整理。因此,准确地说,《职方外纪》的作者应该包括庞迪我 、熊三拔、艾儒略 、杨廷筠四人④ 。该书1623年初刻后,在明末多次以不同版本重印面世,许多中国士大夫为之作序 、评介,后来又被收入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虽然《四库总目提要》称之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表现了中国人对它的不信任态度,但将它所记世界知识作为明季中国人所能掌握的欧洲地理认识的一部分,应该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如杨廷筠在本书序中介绍了地球是圆的,上下四周均有生物、人群居住,他写道:“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①而将此书刻入《天学初函》的李之藻,则介绍了地球的经纬度及时差等概念,他说:“地以小圆处天之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东西则交食可验,每相距三十度者,则交食差一时也。” ② 《职方外纪》的“五洲四海”观,打破了中国人旧有的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瞿式谷在《职方外纪小言》中,联系一向为中国人目为闳大不经的邹衍“九洲说”,描写了更新更大的“天下图景”:“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之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③。这些言论所代表的地理认知程度,在明季应该是中国知识界最先进 、最通达的代表了。
明末中国人的欧洲地理认识以错讹起步,终于得以臻于这样的新境界 。
二 欧洲四国形象
由于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意大利人相继来到中国沿海的时间有先后,中国人对他们的认知和交往方式也不相同,因而,历史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四个国家的形象特点自也不同。
(一)葡萄牙形象
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承载了中国人对于欧洲人最初的不解、好奇、猜测、疑惧,甚至诬蔑,这些心情混杂着组成了堂堂正史中的“佛郎机记录” 。如他们的外形是“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明人一方面能够认识到他们来华的本意在于通商:“求市易,初本无不轨,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 。”赞许他们“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 ……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 。”另一方面,又不免也有种种猜疑和斥责:“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④ 认为他们野蛮残忍,不仅抢劫过往旅客商人,甚至以小儿肉为食 。吃人肉无疑是荒蛮 、兽性的象征,颇具意味的是,除《明史》外,李文凤《月山丛谈》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等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君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 。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 。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其法以巨镬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尤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⑤ 这些说法荒诞野蛮,令人不能卒读,难以相信 。
1517年初航以来,明朝与葡萄牙来航者曾发生过1523年的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和1548年的浙江双屿港之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始终摇摆于剿敌禁海和海禁松弛之两途,终至1553年之后,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筑室建城,逐渐盘踞下来。在战争的实际接触中,粤浙沿海的地方官及海军指挥官们,对于葡萄牙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一派以御史丘道隆 、御史何鳌,福建巡抚朱纨为代表,他们指出“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 。……侵夺邻邦、扰乱内地” 、“横行海上”等行径,指出其侵略性和危险性,主张声讨驱逐之;另一派以粤闽地方之官僚及大商人为代表,强调通商互市的经济利益。如广东巡抚林富曾总结“与佛郎机互市有四利”:即增加赋税收入,充实军饷,富裕粤中地方经济,鼓励百姓贸易等“助国裕民”的好处 。新会之战后,缴获了佛郎机人的大炮,广东海道副使汪 是最早向皇帝推荐佛郎机大炮并设法派员学习制炮技术的中国官员,由此,佛郎机大炮亦被称为“佛郎机” 。他上奏说:“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 。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 。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 。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① 说明当时部分开明官绅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武器的精良,并要求仿制洋枪洋炮以强兵克敌。
综上所述,佛郎机是一个具有精良武器,执意通商逐利的“凶狡”的劲敌 。
(二)西班牙形象
《明史·吕宋传》记载了吕宋岛上西班牙占领军的形象。关于西班牙人占领吕宋之地,开始于一个“乞地如牛皮大”的计谋:
“时佛郎机(应为西班牙)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 。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十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徵其税如国法 。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伺计。已,竟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②
1570年至1571年,西班牙人先以欺骗手段获取土地,接着建筑城市,完善武备,终至袭杀国王 、驱逐人民 、侵占国土,实施了一系列用心险恶而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 。不仅如此,在占领和统治吕宋期间,西班牙人又对吕宋华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镇压 。在西班牙人占领吕宋之前,中国闽人多商贩至吕宋,在此繁衍后代,居住谋生者有数万人之多。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渐渐感觉到华人往往见多识广,群集而居,难以驱使。特别是1593年发生了汉人潘和五率众起义,杀死占领军酋长的事件,使得西班牙人越发恐惧华人,“虑其生变”,决计对付华人。占领军阴谋设计,他们先高价收购华人家中的铁器,使华人家家手无寸铁,进而分批隔离华人三百人为一院,一一对之进行屠杀。致使“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即1603年 。次年,事件传入中国,明万历皇帝闻之,竟然不敢惩办屠杀者,反而御批指责吕宋华人首领“欺诳朝廷,生衅海外”,招致二万商民被屠,是“损威辱国,死有余辜” 。对屠杀者,只是由地方官发布檄文,做了一个声而不讨的表面文章 。
西班牙侵略者屠杀华人事件,并没有停止,此后二 、三十年,华人为吕宋金矿的利益所趋,复至吕宋渐达三万三千人 。崇祯十二年(1639),华人因赋税苛刻再次起义叛乱,吕宋西班牙军队重兵镇压,前后四个月中,又屠杀华人二万二千人。这件事虽然没有记入《明史》等汉文史籍,但在西人著作中多有记载。
通过《吕宋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凶险而残忍的占领军侵略者形象。(三)荷兰形象
荷兰是继葡萄牙 、西班牙之后来到远东的海上冒险者,当它的舰队1601年首次扬帆远来,直逼吕宋岛,因受到西班牙驻军的拒斥后,转而回旋于澳门海湾及台湾澎湖列岛一带时,中国人对他们已不再惊讶,记录他们的文字也相对客观了 。《和兰传》中称“和兰,又名红毛番”,因为他们的外貌特点是“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明人文集中多以“红毛番” 、“红毛夷” 、或简为“红夷” 、“红毛”等称荷兰。至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是“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 。”“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 、银 、琥珀 、玛瑙 、玻璃、天鹅绒 、琐服、哆嗦 。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①
在十七世纪初的30年间,荷兰人曾五次觊觎登陆澳门,却都被澳门葡萄牙守军击退,至今澳门海岸边尚有“得胜纪念碑”,即为纪念1622年击退荷兰人而立。荷兰人自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继续在沿海一带寻找机会,他们曾得到中国闽粤奸商的里通外国,出卖情报,欲通过收买闽税务官员、并乘台湾防汛守军撤回等机会,进占台湾,终未得逞 。后来,他们从盘踞台湾的倭寇首领汉人颜思齐手上,也是通过“得一牛皮大地”的阴谋,得以入住台湾,并于1624年据有台湾,开始经营台湾,“筑室造城,设市于城外” 。明朝由于连年战争,国势日衰,无暇顾忌台湾岛,造成荷兰对台湾时达38年的统治,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今台湾淡水所谓“红毛城”即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遗址。
和兰是接踪东来,在海上与佛郎机争雄瓜分,同样“凶狡”的“红毛番夷” 。
(四)意大利传教士形象
晚明时期,中国沿海臣民对于包括葡萄牙 、西班牙在内的“佛郎机”人已经有所认识,对于其依仗武力野蛮行凶的行径,大有排斥抵抗之心 。天主教东方巡察员范礼安研究了沙勿略以来耶稣会士迟迟不能进入中国本土的种种原因,认识到要改变局面,重要的一条就是教会不要任用已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中惹得恶名的佛郎机人,而应改派意大利传教士,用仰慕 、尊敬中国文化的方式去敲开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大门。这之后,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就是这一策略的实施者 。
《意大里亚传》就是中国人对于以意大利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 、宗教的最初认识和记录。其开篇首先介绍了两项重要的西学知识:一,世界地理知识,“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关于五大洲的知识已见本篇上文;二,耶稣创教及中西历换算,“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② ,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 。”这是介绍了耶稣创教的地点、时间,以及西历与中国按朝代帝王纪年法的互换。在下文中,对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记也给与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因此,不仅“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而且)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 。”①
至于中国士大夫与意大利传教士接触 、交往之后,对于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天主教的认识和所持态度,孙尚扬先生《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一书的部分章节中,有比较详细的引述。以下据孙书转引几条明人对于天主教士的评论:
沈德符这样写利玛窦:“利玛窦,字泰西,以入贡至,因留不去,……往时予游京师,曾与卜邻,果异人也,……若以为窥视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对于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时人不乏怀疑为有“窥视掠夺”之心,沈德符对此种怀疑持否定态度。
李贽曾在南京、山东临清与利玛窦有过多次交往,对之有很高的评价:“(利子)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 。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仇对各得,……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 者,皆让之矣 。”但对于利玛窦缘何来华,却也不甚明了。“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 。”所谓“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就是如今所说的文化殖民,但李贽并不认同这种疑虑 。
叶向高更是一般意义上地普遍肯定传教士“皆绝世聪明之人,……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② 他并赞扬艾儒略《职方外纪》对于拓展中国人眼界的意义:“吾中国人耳目闻见有限,……(书中所记)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③
如果说以上所述代表了接纳和肯定西学的一部分明代士大夫的认识的话,另一方面,疑惧和排斥也是存在的。礼部是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固守者,也是明末代表传统文化向天主教发难的主要力量。《意大里亚传》记载,礼部曾上疏皇上:“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 。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 ……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④指责其迷信神仙,不仅荒诞不经,且扰乱纲纪 。至于后来吏部郎中徐如珂 、礼部侍郎沈 等人对于南京西洋传教士的参奏,特别是沈 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连上了三回《参远夷疏》,指责传教士“暗伤王化”,要求“圣明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成为引发万历南京教案的主要原因 。
以《意大里亚传》所传达的信息为代表,明末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明季中国人心中,既获得了聪明特达,饱学好礼等肯定性的赞誉,也难免遭遇正统守护者的排斥诋毁 。
三 欧洲认识的特点与意义
(一)昧于世界地理,多以臆度,新知与讹误相混杂,由疑惑、猜忌 、附会 、误解渐趋客观认知 、理性对待 。
明末文献史料中的欧洲记载,起始于对于对象国一无所知的空白状态 。当葡萄牙人来到中国,通过交涉甚至战争与中国地方乃至国家政府发生了实际的关系,明朝廷在处理这些国际事务,进而进行实录记载时,处于既无汉文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查征,所谓“前代不通中国” 、“古无可考”,更不可能通过查阅现代意义上的“外文资料”来获取新知的境况 。因此,《四国传》等官 、私文献对于欧洲国名 、地理位置的记载,一方面,只能来自于“陌生人”的自我介绍,特别是已在东南亚沿海一带活动的华裔商民的间接介绍①,另一方面,在资料缺乏时,就往往基于已有的知识体系及思维习惯,加以猜想臆度 。因而造成新知与讹误相混杂的状况 。
上述情形在记载最先来到中国的葡萄牙国的有关文字中,尤为明显 。《佛郎机传》中“佛郎机近满剌加”之地理错误已如前说,《明皇世法录》不识天主教,称佛郎机人“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 。 ……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佛为证,谓之交印 。”②是将天主教与佛教混为一谈 。各种文献中多说到葡人“掠小儿为食”,已属臆度荒诞,而《殊域周咨录》(约成书于1574年)更进一步附会说:“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 。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 。”③ 认为佛郎机就是与古代传说中吃人的狼徐鬼国比邻的“鬼啖人肉”的国家 。以至清代思想家顾炎武(1613 -1682年)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亦引此段文字言说佛郎机国。可见以讹传讹,由明至清影响至于后人 。
此外,明季中国人对于欧洲人为何而来中国,往往疑惑不解,将航海而来的探险者、传教士的通商、传教甚至殖民动机,一厢情愿地误作为对于天朝上国的“朝贡请封”,如《四国传》说佛郎机的初次到来是“贡方物,请封”,主张拒斥者就认为应“绝其朝贡”;说和兰来华是“欲通贡市”,沈德符说利玛窦是“以入贡至,因留不去” 。这些都表露了朝廷和官僚知识分子的思维误区:用明朝朝贡体制下的习惯性思维臆度完全不同与东南亚沿海小国,以及根本不属于明帝国朝贡国的欧洲新兴国家。
另一方面,中西初识之后的一百多年中,毕竟疑惑 、猜忌 、讹误在逐渐减少,客观认知 、理性对待的心理逐渐增强 。即使是《佛郎机传》,也有如“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这样理性的分析,堪称接近客观事实。对于其依仗武力,欺凌弱国的趋利本性,也是有所认识的:“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 。据此,对于防范佛郎机人 、和兰人的来犯、侵略,特别是那些处于夷务前沿的两广、闽浙等地地方官,还是有所意识甚至积极行动的。他们赞美佛郎机“蜈蚣船”橹多人众,不畏风浪,配上佛郎机大铳,更是快捷凶猛,所向无敌 。认识到佛郎机所以凶狠强大,“惟恃此铳与此船耳” 。因之,新会之战后,海道副使汪 曾命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密派人员到夷船,收买久在夷船上“备知造船 、铸铳及制火药之法”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人,研审核实后,遂命令如法制造 。还上奏建议国家向各边防要隘推广这种技术用以御敌 。可惜当时朝廷主政者 、议政者未能沿着这个思路,反省失误、制定政策、建设海防,坐失了积极与西人通商贸易,共收利益,并使自己立于主动 、不败之地的时机。
及至利玛窦进京(1601年)的十七世纪以后,中国上层官僚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和了解欧洲知识的机会逐渐增多,表现在与《佛郎机传》、《吕宋传》相比,《和兰传》 、《意大里亚传》所记知识明显讹误减少、客观知识性成分增多 。如《意大里亚传》 、《职方外纪》中介绍的五大洲等西学知识,以及一些士大夫对于传教士学识 、为人的肯定评价,不仅为知识界增进新知,亦略见明季部分士大夫公正求知的开放心态 。
(二)西学新知远未能撼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加之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方宗教神学观念的抵触,使得明季中国人对于西方新世界和西学新知未能给予真正的重视和关注 。
对于明季中国知识文化界整体来说,西方新世界与西学新知的进入,尚只是星星之火,它只是在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教民,特别是教民中较高层次的士大夫中产生影响,而并未撼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士大夫固有的思维观念。对于外来西方新知识,中国知识界仍以消极怀疑者为主流,或持可有可无、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缺少真正的求知探索者 。如《意大里亚传》在介绍利玛窦《万国全图》及天下五大洲之后,加了一句“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又有“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对于传教士介绍的欧洲情况也持不信任态度 。至于明末士大夫们对于《职方外纪》的评论以及相关笔记 、著述对于西洋的评述,也多表现出类似的言论和态度 。
另一方面,西学新知往往是伴随着宣扬基督教神学理念而来到中国的,当西人给中国开启一扇观察世界的新门户时,他们同时强调这个广阔的世界不仅五大洲四大洋,便是世间的万物 、人间的圣贤愚顽,都是“造物主上帝”之所造,也就是说,西学新知是在“上帝创造一切”的前提下被介绍进来的。这自然不能使文化心理相当成熟、理性有余 、多倾向于无神论的明季中国士大夫所接受 、所信服,甚或更引起他们理性的反驳甚至非理性的诋毁。这就是明末到清朝历代,出现了多种《辟邪集》 、《破邪集》 、《辟邪纪实》等书的原因,书中围绕天主教神学展开了对于西学的多方面批驳 、诋毁和攻击,反映了传统文化固守者的文化心态① 。即以常为论者所引之魏 《利说荒唐惑世》一文所说:“(利玛窦)所著《坤舆全国》 洋 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 ……”② 以及沈 等人指责天主教“邪说惑众” 、“暗伤王化”,驱逐传教士,造成南京教案等做法为代表,足见“辟邪者”那种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的蒙昧自大,以及多少接近于晚清顽固者的固步自封、傲慢排外的脆弱心态。
(三)中华帝国晚景夕照,传统士人最后的文化优越感,中西文化强弱对比的转折点。
然而,总体来说,明季中国人的欧洲认识,毕竟与晚清中国呈现全面颓势,内忧外患下文化自信心一败涂地时的情况不同 。客观上,16、17世纪时的明 、清中华帝国与先后渡海而来的欧洲小国相比,尚处在“老大帝国”的晚期,基本上延续着传统中华大帝国的国力和文化心态,其广大的国土 、丰富的田赋税收、悠久精深的文化,维持着一个“垂而未僵”的奢华大国的黄昏美景。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帝国与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等欧洲国家一路而来所遇到的印度 、马六甲 、吕宋乃至远方的美洲土著不一样,欧洲人也不可能像对待那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对待大明帝国,不可能如他们在上述地方那样轻易地征服之、支配之 、殖民之。从中国的角度看,对于那些亘古未通、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无论是承认其聪明特达,还是认识到它们的野蛮凶狠,无论是主张开明接纳,通商获利,学习利用,还是固守传统、消极漠视甚至排斥攻击,明季中国人还仍然保持着传统世界中,特别是在明代朝贡体制下养成的优越感:他们深信中华帝国无论在国力地位上,还是文化程度上,都具有宗主国的优越性。这是传统世界秩序中中国人最后的文化优越感。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惟其老大,故而缺乏危机忧患意识;又因其缺乏危机忧患意识,故而骄傲自满,昧于外事,以致在有可能占据主动的时代坐失良机,闭关自封 。而这闭关的二、三百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突飞猛进的关键时期,等到鸦片战争时再次被惊醒,已是西方国家称霸和瓜分世界的时代,晚清中国人来不及回望晚明,来不及发一声反思历史、寻求教训的哀叹,便被抛入救亡保种的全面危机中去。
可见,明季与晚清,无论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中国人自我的文化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或许是由于今天离得晚清更近些,我们对于历史的惨痛教训记忆更深些,批判谴责的思维也几乎成为习惯定势。因而,在论述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西学观 、西方认识等问题时,有论者往往将16世纪以来的明清四 、五百年简约为一体,将四、五百年间中国人的西方形象不分时代 、忽略发展地笼统概述,以晚清的国势没落和文化自卑为基调,笼统论述所谓“帝制时代”的西方形象,既有失历史的客观真实,也掩盖和抹煞了明季中国人欧洲认识的具体特性和意义① ,这是本人不能苟同并作此文进一步辩析之的初衷。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被中国文献记载和塑造出的欧洲四国的形象,不如说,在这些欧洲形象上,折射出了塑造欧洲形象的中国人自身的状况: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西学认知程度以及文化受容心理等。明季中国人举起认识欧洲这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的模模糊糊未必真实清晰的欧洲形象中,正可以窥见中国人自身的隐秘内心和文化密码 。
(作者通讯地址:钱婉约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