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等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女房东》等；中篇小说《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投降，为数众多的当年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留下意味着生死未卜，逃亡则面临无数艰险。很多日本女子选择嫁给中国人，刚16岁的少女多鹤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开篇，接下来的故事以及多鹤的命运吸引着读者从书中寻找答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严歌苓保持着其题材独到、故事好看又不乏人性内涵的文学品质。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人间传奇，也是一出有着浓厚“严歌苓”意味的纸上悲喜剧。

新书付梓，更多的评判自由交给评论家和读者，严歌苓和家人则去美国度假。本报记者采访了假日中的严歌苓，听她说及这些年来的写作历程；如何把这个20年前就听到的故事在心里酝酿、梳理；数次走访当年的当事人，倾听她们的讲述并多方查阅资料，直到做足功课才动笔；仍旧对是否能够写好多鹤这位日本女子心存惴惴——而她的下一部，正在写作中。

读书报：你最初的写作大多从个人成长记忆中提炼素材，后来一系列以海外华人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也缘于你的经历，近作《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则完全脱离个人体验，是什么契机使你的写作有这样的转变？

严歌苓：从创作了电影《天浴》的剧本（记者注：她因该剧本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之后，有几年我一直在进行电影剧本创作，改编自己的小说《扶桑》就一写好几年，所以很多大的写作计划我迟迟没有整段时间投入。2004年我随丈夫去非洲，当时的时间很富裕，心情也很沉潜，觉得应该把多年前听到的故事写出来。在经过了一定的所谓“下生活”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写作了。

读书报：你是怎么发现《小姨多鹤》这个故事的？从发现到动笔，其间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小姨多鹤》的故事是我在20多年前听来的。这个故事我曾经跟陈冲口述过不止一次，似乎每一次对她讲述，我都把故事的条理理得更清晰。每一次讲述，我也都能看到早先没发现的意义。当然我到现在也还觉得它的意义是朦胧的。陈冲听了故事觉得我应该把它写出来，可我一直都没有经济条件去日本采访、体验生活。直到去年，我觉得非写不可了，一连去了日本三次，找到了跟多鹤身世类似的老太太们，和她们聊天，观察她们，也请人翻译了有关当年日本人“满洲垦荒团”的历史和人物传记。但是在我开始写的时候，心里还是虚虚的。

读书报：《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取材自真人真事，有个地方是暗合的——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让一个人不出现，让他（她）的身份不暴露，这样的戏剧冲突和悬念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意味着什么？怎样去发掘并把握这样的题材？

严歌苓：这大概就是我当时听这两个故事所受吸引的地方吧。牵强地编造戏剧不好，但避开生活中原来就有的戏剧也不自然。我只是想把戏剧性较强的故事写得尽量贴切，在意每一个细节。我最爱的《变形记》就是把个个细节都写得真切，尽管故事荒诞。

我一向爱听人讲故事，对于好的故事我的记忆力很好。这两个故事，我听了许多年，隔一段时候它们就会在我脑子里冒出来，让我似乎又看到一层新意。听到的故事中也有一些就自己淡去了。一个人一生要写什么故事，什么故事会让他耿耿于怀，和他的世界观、境界、阅历有很大关系。在我写这些离自己经历很远的故事时，唯一的诀窍就是多采访，多搜集资料，多多接触和故事中人物类似的人。假如不是我长期居住国外，我还能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