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专题】陈戎女｜政制与幸福 ——《斯巴达政制》开篇绎读
原创 2016-06-11 陈戎女 比较所30岁啦
政制与幸福 ——《斯巴达政制》开篇绎读
陈戎女
《斯巴达政制》的标题与开篇词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的标题最早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写的传记《名哲言行录》，[①]并且是与另一部《雅典政制》并列（᾿Αθηναίων καὶ 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ν），这两部作品同作为色诺芬未刊行的著作被保存下来，但一般流见认为《雅典政制》乃伪作，甚至也有人质疑《斯巴达政制》的真伪。《斯巴达政制》曾流传下来两种书写形式的标题：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和Λακώνων πολιτεία。Λακεδαιμόνιος与Λάκων两个词没有含义上的区别，Λάκων是Λακεδαιμόνιος的口语缩写，最古老的证据是派生词Λακωνίς曾出现于荷马的阿波罗颂诗。[②]从希腊语词的角度分析，两相比较，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的标题写法似乎更能得到文本的支持，这也是大部分笺注者认可的标题。
纵观整部作品，色诺芬提到斯巴达人时一直用Λακεδαιμόνιοι，从不用Λάκωνες一词。Λακεδαιμόνιοιι“拉克代蒙人”是希腊语“斯巴达人”的复数专用名，古典时期的历史撰述家们一般用它指称“斯巴达人”，这也是为何坊间大部分英译本和德译本的译名都译为Spartan。[③]色诺芬的著述常用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及其派生词，当然在色诺芬心目中，拉克代蒙人与斯巴达人是有区别的（下表）。回到标题，从语义看，“斯巴达政制”的标题颇令人讶异，因为就《斯巴达政制》一书的内容而言，πολιτεία只是在非常松散的意义上指“公共事务”。[④]故而，有人推测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也许并非色诺芬亲撰的标题，而是后来的编纂者所拟。[⑤]
色诺芬作品的标题与内容不符几乎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他最为著名的军事小说《远征记》名为᾿Ανάβασις (Anabasis)，其意为“上行记”，指希腊雇佣军从地势低的海边地带向高的山地转移，但从第二卷始，实质上就是Κατάβασις(Katabasis)“下行记”，记叙军队退回到地势低的希腊。“上去”和“下去”不只是记叙的历史史迹，或许还是色诺芬针对柏拉图所涉及的哲学基要主题。[⑥]而政治教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按内容来看，名为《居鲁士颂》更为恰当。在解经大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眼里，色诺芬的这些“文不对题”貌似有失稳妥，实则大有深意。用《居鲁士的教育》这样的标题，不如说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居鲁士的辉煌成就转移到他的谦逊教育上去，或更确切地说，旨在吸引读者最大限度注意到他相当隐晦的教育。同理，选用《斯巴达政制》的标题，目的是使人觉察斯巴达略显隐晦不明的政体。[⑦]
《斯巴达政制》的开篇词即现突兀：ἀλλά“然而……”。色诺芬多部作品开篇即是ἀλλά“然而；但是”，有时，ἀλλά出现在某段落的开头，如《远征记》2.1.10，《苏格拉底的申辩》11，《希腊志》2.3.35。不管怎么说，以一个转折词开篇显得不合常理，即便在古典作家中，这种古怪的文辞现象也不多见——这表明ἀλλά已然是一个典型的色诺芬式开篇词。色诺芬的《会饮》以ἀλλ᾿ ἐμοι δοκεῖ...开篇，可与此处的用法对勘，但这两处的含义都不甚明朗。汉译本《会饮》开篇的译文兹录如下：
毕竟，在我看来，秉性完美的人值得我们记述的似乎不仅是那些严肃的事情……[⑧]
以“毕竟”译ἀλλ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达转折之意。然而，若将“毕竟”放在《斯巴达政制》的开篇有些不妥。查看各种西文译本，除了Rebenich的德译本以“Nun, als ich... ”、Watson的英译本以“But…”开篇，旨在模拟色诺芬古怪的ἀλλά开头外，多部英译本都把转折词however放在了第二句（Watson的英译虽以But开头，第二句仍加入however才凸显了转折的文意[⑨]）。
以ἀλλά开篇并非只有修辞上的转折之意。对于《斯巴达政制》这个典型的色诺芬式起首，古典学研究者已提出一些大致的推想：或者，使用ἀλλά的目的是以含糊其词的口语语气进入一个新话题；[⑩]又或者，色诺芬试图运用口语，使得谈论斯巴达的文章一开篇就显得生动；[⑪]再者，或可说明这部短篇作品是拟构中的某部更长作品的残篇或续作，[⑫]但此说无法确证，我们并不知道色诺芬想要在多大程度上统一这部作品。[⑬]
而更细致的阐释则说法不一，表现出研究者对于ἀλλά这个典型的色诺芬式开篇词理解和绎读的差异。结合《斯巴达政制》的具体内容，这些阐释可总结为这么几种思路：第一，色诺芬用ἀλλά是要反对某种流布甚广的看法，比如说，反对那种否认斯巴达虽人口少但却名声响亮，国力强大的看法，或反对那种即使承认斯巴达强大，但却不把原因归于吕库古的创制的意见；[⑭]第二，色诺芬欲图把《斯巴达政制》与自己的其他作品或与别人的作品前后联结呼应，偌然，ἀλλά必然是对之前某个或真实、或虚构的说法或作品的回应（可比较法庭辩论中使用ἀλλά回应之前的指控），但《斯巴达政制》与哪部作品前后呼应尚不清楚：显然，此作不像色诺芬的《希腊志》那样是早先某部作品的延续。《希腊志》为有史以来唯一一部以“之后……”开篇的作品，常被视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作（但施特劳斯反对此说法）。之所以说《斯巴达政制》不是色诺芬其他作品续作的理由是，它偶尔有欠周密细致的风格，以及它的主题，都与色诺芬的其他作品判然有别。跟别的作家著作的联系也不太可能，因为在《斯巴达政制》文中色诺芬压根就没提到或暗示过哪个作家，而他的其他著述（如《苏格拉底的申辩》1.1，《回忆苏格拉底》1.1.1）会明确提起其他作家或对手。[⑮]第三，学者Denniston从措辞风格推测，色诺芬以ἀλλά开篇是在表现“率真自然，不管是真的还是假装的（naivete, real or assumed）”。[⑯]但Denniston的这个说法遭到德译笺者Rebenich和英译笺者Lipka的齐声反对。Denniston以为色诺芬选用ἀλλά作为引导语是随意之举，但色诺芬可能别有用意。Lipka推测，或许当色诺芬写下ἀλλά这个词，是因为《斯巴达政制》（或起码它的某部分）起初无意刊行，只是为了在某种公共场合（或许是演讲？）中使用。如果是这样，可以假设色诺芬在着手撰写正式书面文本之前，先即兴地使用了“尽管这样，但是……”的引导语，《会饮》开篇的ἀλλά 也可能如此。[⑰]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如此突兀的开篇语词的阐释没有汇入任何一种推测，因为他斩钉截铁地认为，色诺芬开篇即用ἀλλά表明他异于众人流俗的态度：在色诺芬时代，称颂斯巴达是种时尚，但色诺芬回应了这种时尚，“但是，我……感到奇怪”，色诺芬对斯巴达精神的质疑由此已隐约浮现。施特劳斯还提请读者注意色诺芬行文时人称上的微妙转换，大多数时候他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此处亦然，但《斯巴达政制》8.1从“我们所有人”转换到“我”。[⑱]
《斯巴达政制》的开篇与色诺芬别的作品的开头有诸多语言上的显著相似处：譬如以第一人称谈到“我自己”（Ἀλλ᾿ ἐγὼ...），其他类似的情况如《阿格西劳传》1.1，《雅典的收入》1.1，《论骑术》1.1，《回忆苏格拉底》1.1，《家政学》1.1，《会饮》1.1等。这种开篇语措辞上的高度雷同给《斯巴达政制》打上了专属“色诺芬”的印章（古典作家的“封印”之举不惟色诺芬，还有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Theognis）。色诺芬之后，在演说辞和段落开头使用ἀλλά的风气蔓延到罗马帝国时期，通常是效仿色诺芬（如Aristid等）。[⑲]
斯巴达人和拉克代蒙人
解读完标题，进入《斯巴达政制》第一章1.1-1.2的正文。
【1】我曾经想过，斯巴达（ἡ Σπάτη）虽是人口最为稀疏的城邦之一，却也曾成为希腊最强大、最驰名的城邦，我不禁惊诧这何以可能发生。不过，考察了斯巴达人的政制（τὰ 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后，我就不再吃惊了。【2】我实在钦佩吕库古（Λυκοῦργον）——他赐予斯巴达人礼法（τοὺς νόμους），斯巴达人服从（πειθόμενοι）这些礼法[后]极为荣盛（ηὐδαιμόνησαν）——我认为他在极端做法上十分明智。因为，他不仅不效仿其他城邦，而且采用与多数城邦截然相反的体制使得父邦繁荣昌盛。[⑳]
在《斯巴达政制》一书中，色诺芬严格区分Σπάτη“斯巴达”和Λακεδαίμων“拉克代蒙”两词的使用。起初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这两地就是分开的。[21]Σπάτη指城邦和城邦的公民，Λακεδαίμων则指斯巴达的疆域及其自由的居住民，如斯巴达人和皮里阿西人（perioikoi）。厘分了词义，才能清楚这两个词在《斯巴达政制》中的分布状况：Σπάτη只出现在第一到第十章，如1.1，1.10，5.5，7.1，8.1，8.5，10.4，而Λακεδαίμων和复数λακεδαίμονιοι则全书从头至尾都出现过，不拘于某个部分，如2.13，9.4，11.2，11.8， 12.5，12.7，13.5，13.8，14.2，14.6，15.9，形容词λακωνιός只出现过两次，2.14和11.5。[22]学者Proietti也敏锐地观察到，《斯巴达政制》第十章以后色诺芬再也没有提到过斯巴达城邦和斯巴达公民，第十一到十三章的军事事务适用于广义的“拉克代蒙人”，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自由民广称作“拉克代蒙人”。[23]Proietti的意思是，拉克代蒙人与斯巴达人的区分在于，拉克代蒙人是比斯巴达人范围更广的概念。
为什么色诺芬要有所区别且别有用心地使用古典时期一般史家混用的两个语词？学界较为一致的解释，是因为《斯巴达政制》前后两部分内容涉及范围的不同所致。此作第一部分（第一到十章）主要谈教育，是斯巴达的内部事务，第二部分（第十一到十三章）谈军队，军队就涉及到整个拉克代蒙疆域，而且斯巴达军队仅有一部分由斯巴达人组成（其他还有黑劳士、雇佣军等）。考古出土的盾牌上的Λακεδαίμων以及这个字眼出现在城邦间缔结的条约中，证明“拉克代蒙人”实际上是在对外关系中指称他们自己。[24]不过，恐怕不能在色诺芬著述之外过分强调这两个词的差异并将其普遍化，因为在不少古代文献中，两词的语义部分地重合。
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一开篇故意将斯巴达“最为稀疏”的人口与城邦国力的强盛放在一起对照，以引起人们瞩目。那么，色诺芬的时代，斯巴达城邦的人口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从古代到现代引起过各种议论。Watson做了一个辨析，稀疏的人口是指公民数量，而非人口数量。不管是指斯巴达人，还是更大范围的拉克代蒙人，或者范围较小的拥有完全公民权的人，斯巴达公民的数量委实不多，[25]但Watson没有列出明确之数。至于斯巴达确切的人口数量，色诺芬时代的数据提供者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徳，希罗多德《历史》的说法是8000成年男性（据说公元前480-479年斯巴达有5000人与波斯人作战），[26]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公元前418年左右减少为4000余人。[27]色诺芬则告诉我们，至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战斗力减到700人（色诺芬《希腊志》6.4.15）。但不管确切数字为多少，斯巴达人口过于稀少是老生常谈，而且是就它在希腊的重要地位而言，它的人口相对过于稀少了，一些人口多过斯巴达的城邦反倒被它辖制。斯巴达人口的下降有多种原因，如来自土地保有体系的经济压力，过于僵化和排外的寡头政制，战争，地震等等。[28]
色诺芬说斯巴达“人口稀疏”，很可能是要与“人口繁庶”的雅典作对照（《希腊志》2.3.24）。[29]比如，修昔底德列出公元前432年左右的雅典有1.3万重甲步兵[30]，远超斯巴达军队人数。但是，色诺芬从不认为斯巴达稀少的人口威胁到其国力的强盛，按他在《雅典的收入》的说法来看，人口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好的经济条件，[31]而不是法律的状态。是亚理士多德首次提出，斯巴达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人口凋敝减少：
拉根尼全境原来可以维持一千五百骑兵和三万重装步兵，直到近世，它所有担任战事的公民数已不足一千人了。历史证明了斯巴达财产制度的失当，这个城邦竟然一度战败，不克重振；其衰废的原因就在缺少男子。[32]
人口稀少的斯巴达成为“希腊最强大、最驰名的城邦之一”，这表明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和国力不成正比。柏拉图说过，一个城邦的伟大与否不靠人口数量来评判，“最强大不是指名义上的强大，而是指实际上的强大，即使它只有一千名战士也罢”。[33]亚理士多德甚至提出，人口过于庞大使城邦不可能有繁荣（εὐδαιμονία）和良好的法制（εὐνομία），大小有度的城邦必然才是最优美的城邦。[34]所以，斯巴达的衰落或许与人口减少有关，但它强盛之时并不必需众多的人口。
《斯巴达政制》开篇第一句，色诺芬接连用三个最高级形容词形容斯巴达：ὀλιγανθρωποτάτων“人口最为稀疏”、δυνατωτάτη“最强大有力”、ὀνομαστοτάτη“最驰名”。这样的修辞写作习惯并非特例。色诺芬好用一串最高级，在其诸多著述中这样的修辞写作现象起码有十处之多，例如《斯巴达政制》1.3，4.2，4.5，《阿格西劳传》1.3，6.7，《回忆苏格拉底》3.7.5，3.10.3，《雅典的收入》3.10，《居鲁士的教育》1.2.1。而但凡是连用最高级的措辞时，似乎语含讥讽，如《居鲁士的教育》云：
[居鲁士]他长得十分标致，内心拥有着三重的爱，最爱人、最爱知识、最爱荣誉（φιλανθρωπότατος καὶ φιλομαθέστατος καὶφιλοτιμότατος）。[35]
在色诺芬写作的年代，斯巴达确是希腊最强盛的城邦之一。此处色诺芬连用最高级、以近乎惊羡的口吻提到斯巴达的强大与驰名，施特劳斯推测“指的事件十有八九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胜利”。[36]Watson则提出，斯巴达的盛极一时尤其是在第93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后，其时堪称希腊之主宰，一直到第102届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历经洛伊克特拉（Leuctra，位于玻奥提亚地区）之战，斯巴达才开始衰落。[37]公元前 371 年，底比斯（Thebes）军队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统帅下，在洛伊克特拉击败斯巴达军队。伊巴密浓达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有一个战术突破，他冒着风险将最佳兵力放在左翼，达五十列盾牌深度，与斯巴达最精英的右翼搏斗，大败斯巴达。[38]此后，底比斯主导希腊半岛的政局，斯巴达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盛极一时走向衰落。
政制与εὐδαιμονία
在《斯巴达政制》1.1，色诺芬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考察斯巴达人的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政制”。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一词并非作品标题中使用的πολιτεία“政制或生活方式”，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它也不同于含义更明确的νόμοι“礼法”，即由习俗规定的生活方式。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单数形式指的是“好的行为”（εὐταξία，《回忆苏格拉底》3.9.14），“好的秩序”（εὐθημοσύνη，《居鲁士的教育》8.5.7），特殊情况下指“畜养赛马”（《希耶罗》和《论狩猎》）。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的复数接近于亚理士多德的“政体的习俗”（τὀ ἦθος τῆς πολιτείας）：“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39]
色诺芬其他作品细致解释ἐπιτήδευμα的关键段落见《回忆苏格拉底》3.9.14，然而却是以纯粹苏格拉底的方式。根据此段内容，应当努力追求把事情做好（εὐμραξία）：
通过勤学和苦练来做好一桩事情，这才是我所谓的把事情做好……[40]
所以，ἐπιτήδευμα指的是之前习得的某种东西的实际运用。它可能是一种技能，如养马、狩猎，也可能是由吕库古创制的律法。[41]对照《斯巴达政制》后面的内容，色诺芬想要考察的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斯巴达的政制（实践）”仿佛较多地是指第一到第十章“更政治性”的内容，第十一到十三章好像偏离了主题，全部涉及的是战争。[42]然而，在曾当过军人的色诺芬眼里，若战争和军事也是另一种“政制”或政治实践的话，ἐπιτήδευμα就包括和平和战时两种政制。
接下来的1.2，色诺芬先是夸赞斯巴达人服从了吕库古的“礼法”后“极为荣盛”（ηὐδαιμόνησαν），接着强调吕库古“不仅不效仿其他城邦，而且采用与多数城邦截然相反的体制使得父邦繁荣昌盛（εὐδαιμονία）。”
εὐδαιμονία本义为“幸福；幸运；繁荣”，但色诺芬非常灵活地使用这个词的名词和动词（εὐδαιμονίζω），不同语境下语义也不尽相同。1.2一句两次出现了这个词，一次是动词过去式ηὐδαιμόνησαν，一次是名词εὐδαιμονία。对此Proietti抛出了一连串疑问，这个词到底是指斯巴达城邦的“繁荣”，还是别有所指？斯巴达“父邦的繁荣昌盛”与斯巴达人的“幸福”是一回事吗？为什么此处色诺芬使用的是过去时ηὐδαιμόνησαν，这是不是说斯巴达的“繁荣”不复如是？斯巴达的“繁荣”是先于斯巴达的强大和驰名，还是与其同时发生？[43]这些犀利的提问让我们认识到文脉中的这个语词并不简单。
若横向对比，在古希腊任何讨论理想城邦的文献，其重要任务就是勾勒出民众可以达致εὐδαιμονία（“幸福”）的政制架构。εὐδαιμονία似乎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特别关注的术语，而在《斯巴达政制》中这个词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斯巴达达到了独特的εὐδαιμονία“繁荣和幸福”，它是色诺芬这部作品的出发点。[44]色诺芬对斯巴达繁荣的夸赞是一种暗含讥刺的谬赞，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怎样才能构建城邦的繁荣和民众的幸福。
可是，色诺芬对何谓εὐδαιμονία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清晰界定。它大约指对事物的“良好”品味，但色诺芬并没有一以贯之地确定这种品味的状态。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文学”之一《回忆苏格拉底》有几处涉及到该词，在第一卷1.6.10，苏格拉底把他的εὐδαιμονία“幸福”观与诡辩家安提丰做了对照：
安提丰，你好象认为，幸福就在于奢华宴乐；而我则以为，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愈接近于神仙；神性就是完善，愈接近于神性也就是愈接近于完善。[45]
这里苏格拉底突出了他对于个人幸福的理解并非安逸享乐，而是节制。《斯巴达政制》中，斯巴达人的生活似乎对应了苏格拉底对εὐδαιμονία即克制的理解：他们在性事上节制有加（1.5,2.14），男童的生活方式非常俭约，他们光脚行走（2.3），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外袍（2.4），饮食有度（2.5），年纪大的人也同样如此（5.3-4）。甚至连《斯巴达政制》中的王权也呼应了《回忆苏格拉底》中的“统治术”（βασιλικὴ τέχνη）的理想：
苏格拉底，你好象认为是幸福的那些受了统治术的训练的人……也得甘愿忍受同样的饥饿、寒冷、不眠和其他许多苦楚。[46]
也许正因为如此，色诺芬才在《斯巴达政制》第十五章不断强调，斯巴达国王们生前的财富和荣誉并没有超过普通平民。
这些是国王在世时在自己国家被赋予的荣誉，没有大幅超过给予平民（τῶν ἰδιωτικῶν）的荣誉，因为吕库古不希望在国王们心里培养专制精神，也不希望激发起公民对国王权力的嫉妒（《斯巴达政制》15.8）。
但是，斯巴达国王们死后享受了一种殊荣，“尊拉克代蒙人的国王们为英雄，而非普通人（τοὺς 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βασιλεῖς προτετιμήκασι）”（15.9）。
在色诺芬笔下，斯巴达的εὐδαιμονία“繁荣”和斯巴达人（甚至国王）被描写得像苏格拉底那样以克制为εὐδαιμονία“幸福”，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对接，对接点就是色诺芬不止在一部作品中观察过的政制（ἐπιτηδεύματα或πολιτεία）。好的城邦制度和政治生活既是城邦繁荣的基础，也是个人幸福的保证。《斯巴达政制》最直接的表现，则是斯巴达人如何过着幸福的生活，即私人和公共领域都保持克制的生活。而城邦的繁荣和个人幸福居然是一回事，即εὐδαιμονία。
[①]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上），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页117。
[②]Stefan Rebenich,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8)，页87。
[③]20世纪10-20年代两个英译本较为例外，直译为“拉克代蒙人”：E.C. Matchant, 《拉克代蒙人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scripta Minora, London : W. Heinemann; New York : G. P. Putnam’s Sons, 1925)和J. S. Watson,《论拉克代蒙人的统治》(“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Xenophon's Minor Works, London : G. Bell and Sons, Ltd., 1914)。
[④]关于此书中的πολιτεία笔者在论文《从斯巴达到波斯的“异邦”形象》（见陈戎女，《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页176-178）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
[⑤]Michael 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Berlin: W. de Gruyter, 2002)，页97。
[⑥]刘小枫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页281。
[⑦]施特劳斯，“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陈戎女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色诺芬的品味：经典与解释》（第13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页2。
[⑧]色诺芬，《会饮》，沈默译笺，见刘小枫编，《色诺芬的< 会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页9-10。特别参看汉译者沈默对使用ἀλλά的笺注，转折副词“毕竟”作开篇旨在说明这个问题有待解决的特征。
[⑨]J.S.Watson,《论拉克代蒙人的统治》(“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前揭，页204。
[⑩]J. D.Denniston,《希腊语小品词》（The Greek Particle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96），页20以下。
[⑪]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1与《斯巴达政制》1.1语气类似的开篇：“我常常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们究竟用了一些什么论证说服了雅典人，使他们认为，他应该由城邦判处死刑”。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1。
[⑫]J. S. Watson, 《论拉克代蒙人的统治》(“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前揭，页204。
[⑬]Stefan Rebenich,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前揭，页88-89。
[⑭]Stefan Rebenich,《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前揭，页88。
[⑮]Michael Lipka,《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7-98。
[⑯]J. D. Denniston,《希腊语小品词》（The Greek Particles），前揭，页21。
[⑰]Michael Lipka,《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8。
[⑱]施特劳斯，“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前揭，页26。
[⑲]Michael 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8。
[⑳]文中所引《斯巴达政制》译文为笔者自译。
[21]“那些占有多峡谷的洼地拉克得蒙、/法里斯、斯巴达、养鸽的墨塞……”，荷马，《伊利亚特》2.581-582，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页47。
[22]Michael 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9。
[23]Gerald Proietti,《色诺芬的斯巴达导论》（Xenophon’s Sparta: An Introduction, Leiden: E. J. Brill, 1987），页46。
[24]同上。
[25]J. S. Watson, 《论拉克代蒙人的统治》(“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前揭，页204。
[26]希罗多德，《历史》(8.234)，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页558。
[2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 68, 3)，徐松岩、黄贤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304。
[28]J. M.Moore, “斯巴达政制”(“The Politeia of the Spartans”,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页93；Stefan Rebenich,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前揭，页88。
[29]Michael 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9-100。
[3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13,6），前揭，页88。
[31]“如果我们的城市[雅典]得到这些[收入]的好处，它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色诺芬，“雅典的收入”4.49，见《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建、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页77。
[3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 1270a 33），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86-87。
[33]柏拉图，《理想国》423 A，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137。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I 1326a 8-27），前揭，页352-353。
[35]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7。（引文据原文略有改动）
[36]施特劳斯，“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前揭，页20。
[37]J. S. Watson, 《论拉克代蒙人的统治》(“On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前揭，页204。
[38]汉森（Vitcor D. Hanson），《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页161。
[3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II 1337a 14），前揭，页406。
[40]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前揭，页119。
[41]Michael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98。
[42] Gerald Proietti, 《色诺芬的斯巴达导论》（Xenophon’s Sparta: An Introduction），前揭，页46。
[43] Gerald Proietti, 《色诺芬的斯巴达导论》（Xenophon’s Sparta: An Introduction），前揭，页44-45。
[44]Michael Lipka, 《色诺芬的< 斯巴达政制>》(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前揭，页18。
[4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前揭，页36。
[46]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前揭，页46。
本文原载于《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