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着名作家施叔青17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壁虎》，受到陈映真和白先勇的赏识，被刊登在《现代文学》第23期上。以她当时的年纪而言，这无疑是个很高的起点，也足见她作品的特别。白先勇就曾评价，她的文字有“梦魇鬼气”。花样少女为何笔下有鬼气？“我们写作的人呀，都是在用想像力，天马行空地乱编故事。”受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之邀，担任今年驻校作家的施叔青笑对记者说，故事中的阴森气氛大概与她的故乡鹿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鹿港原名洛津，在清朝时曾因海港之利，被开发成与泉州对渡的港口，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城市，繁华一时。可惜后来因为泥沙淤积，海底被越填越高，大的船进不来，海港的功能逐渐失去，鹿港也就没落了。“可是因为它靠海，有很多海难，很多人死在海上，所以那里的人很信神，有很多的庙。也因为靠海，要挡风，都市的设计要歪歪拐拐的，有很多像九曲巷这样的街道，非常的鬼气阴森。”施叔青小时候对鹿港的印象，就是那些数不清的庙和各种宗教仪式，“一天到晚妈祖出巡啊，晚上又出来夜访暗访抓鬼啊……”《壁虎》又写在多雨的黄昏，渗点阴森气息，一点也不奇怪。

后来搬到台北定居，又移居香港、纽约，施叔青与故乡离得越来越远，直到创作“台湾三部曲”，她重访鹿港。“在我小时候，鹿港已经没落，但骨架还在，建筑呀庙宇呀都还在。鹿港的文风很盛，出过很多举人、进士。靠海港起家了，先有算盘的声音，然后就要有朗朗读书声，于是那里的文庙一直很兴盛，我们的书法呀古文呀也都很好。它一直有这个传统，鹿港人也引以为傲。后来到了我再回去写鹿港时，都变了，周围的乡下人一直涌进鹿港，鹿港本地人则一直往大都市走，现在成为五万人的小镇。但我写的是历史小说，就要从资料照片文献中去重新建构我心目中的鹿港。”

由女作家书写历史

2003年后，施叔青陆续发表了“台湾三部曲”——《行过洛津》、《风前尘埃》和《三世人》，作为“台湾的女儿”，从小说家的角度为台湾立传。“我一直有一个使命感，中国也好西洋也好，好像一直是男作家在书写历史，所谓的大河小说都是由男作家写的，诠释历史的权力都抓在男作家手上。我有意识地觉得女作家应该要站在女性的角色女人的地位上来书写女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旅居香港的施叔青写出了“香港三部曲”，用妓女黄得云的一生来切入香港的殖民历史；“台湾三部曲”则用不同的政权统治时期来划分，将目光定焦在清领（《行过洛津》）、日据（《风前尘埃》），以及国民党统治（《三世人》）三个时期，以此串联起台湾复杂更迭的特殊历史。与“香港三部曲”一样，“台湾三部曲”同样没有遵循大河小说的惯常套路，而选取小人物的故事和经历作为切入点。“我喜欢以小博大，用一般人不注意的最歧视的人作为主角，由他来反射出整个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施叔青说，“一般传统的大河小说，男作家写出来，一定是英雄人物、帝王将相，是胜利者的故事。『香港三部曲』我选了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妓女来写，在那个时代，女性地位在男性之下，妓女又更是社会的底层，当时的香港是殖民地，又有国族、种族的歧视，在这三重的歧视底下写。台湾三部曲，第一部的主角是干旦，小时候被卖去了戏班，在社会上地位很低。而在当时的中原文化中，台湾也是边缘。”

《行过洛津》透过戏子许情的故事，探讨早期移民、原住民与清国之间的关系，其间融入了不少鹿港的稗官野史与乡谈传说。当时施叔青三天两头往鹿港跑，搜集各种资料，但真正写作却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为了营造气氛，我用了很多照片，又放台湾的民谣和南管，把自己带到几千里外的鹿港中。我家的窗口外面，人家都在讲不同的语言，很奇怪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是双重的疏离，一重是因为在美国写故乡，一重是因为在写历史，是语言与时间上的疏离。”

自然环境影响写作

到了第二部《风前尘埃》，施叔青把故事舞台放在了“族群大熔炉”花莲，然而在创作之初，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个东部城市作为背景。“当时我去花莲的东华大学教一年书。校园很大，在山脚下，从我宿舍的窗口看出去就是山和云，好漂亮。我是很爱热闹的人，那个时候朋友都预言我肯定会受不了，每个礼拜天都会回台北，但我完全没有。自然好吸引我，我也和山地的警察做朋友，去他家里吃山地的美食；也认识了那边的猎人......自然环境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这是个很大的改变。而且花莲是当时日本人看中选来建造成为一个‘日本的城市’，从服装语言和都市计划都是典型的日本的，现在也留下了很多日本的东西。于是我就开始做研究，决定写花莲，一脚踩进去，好像进去一个宝藏。”

在故事中，施叔青重新回到“太鲁阁事件”的现场，将真实的历史人物融入虚构的故事中，用一段不同种族间的三角恋情来刻划当时日本人、原住民与客家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也融入了大量日本的艺术元素，绘画、陶艺、花道、茶道、园林设计都成为小说的材料。施叔青更将和服用作一种象征来使用。“住在纽约，总会有许多你想像不到的冲击。比如说和服，日本人为了要宣传战争，把战斗机啊子弹啊什么的画在和服上，由老百姓穿，来表示我很爱国。的确有这样的史实。在纽约时我看到过一个展览，日本的和服上画武器，还有攻打中国城市的画面，老百姓穿好像可以增长志气。还有英国、美国，当时在欧洲打纳粹，也是在围巾上画一些图像来象征要团结一致，要爱国。这启发了我写第二部曲。”

在第三部曲《三世人》中，施叔青同样将服装作为人物身份转变的象征，女主角王掌珠身上的大陶衫、和服、洋装和旗袍，岂不也反映出台湾社会的历史转变？

细致地描绘服饰的变迁，以衣服作为象征，是小说家的笔法与巧思，却也偷偷泄漏了作者的爱美之心。施叔青笑说自己年轻时脾气嚣张，十分爱漂亮，在香港生活时极爱名牌，“衣服如果这季穿过了，第二季就不穿了，送给菲佣。王德威就形容我这个时候是过‘吃尽穿绝’的生活。”但现在的她，学打坐，跟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学禅宗，是虔诚的佛教徒。闲来喜画山水的她自觉心境越来越安静，欲望也减少，“现在我一件衣服穿几十年”。而她即将面世的新书《度越》正是一本佛教小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过的路，从繁华到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