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上海书评》刊载汪涌豪教授的文章《吉川幸次郎的“中国乡愁”》，对这位日本著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深入而恰当的评析，读后获益良多。文末引及“保罗·德米耶法尔”，其实此人就是中国学术界熟知的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戴密微1894年9月13日生于瑞士洛桑，1931年10月5日入法国籍。青年时代先后在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巴黎学习，1919年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919-1924年为设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成员，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华作研究。1924-192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讲授梵语和西方哲学。1926-1930年在日本东京，曾主持法日会馆。自1929年起，参与依据中、日文资料的佛教百科辞书《法宝义林》（Hbgirin）的编纂工作，并任主编。从远东回到法国后，他在1931-1945年任东方语言学校教授，1946-1964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从1945年直到1975年，他先后与荷兰汉学家戴文达（J. J. L. Duyvendak，1889-1954)、何四维（A.F.P. Hulsewé，1910-1993）等合作，负责编辑出版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1979年3月23日，戴密微病逝于巴黎。他生前是欧、亚多国学术团体和机构的荣誉成员，并于1967年当选为日本学士院外籍院士。

戴氏是与其前辈沙畹（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等齐名的汉学大家。他精通汉、日、梵、藏等语言，在佛学和敦煌学方面，其成就为国际学界所公认；对于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和道教，同样有很深的造诣。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体诗词选》，多得益于他的推动和指导。他与中国学术界有广泛的联系和互动。早在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六期就刊载了他的文章——即由林语堂（1895-1976）翻译的《印度支那语言书目》（第71-81页）。此文后又收入林氏的《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出版）。戴氏与现在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有深厚的友谊，两人合作出版了《敦煌曲》（Airs de Touen-Houang, with an adaptation into French by Paul Demiévil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1）和《敦煌白画》（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专刊，巴黎，1978年）两部专著。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去世后，他在1971年出版的《通报》上刊载了讣文（第136-143页），这大概是西方学术刊物上最早发表的纪念陈先生逝世的专文。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多种书刊都曾刊出戴氏的论著。他的代表作之一《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 éme siècle de I'ère chrétienne, Bibiothèque de l'Ins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VII, Paris, 1952），由耿昇译为中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台湾商鼎出版社1992年据大陆版重印，西藏人民出版社又于2001年出新版。此书涉及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禅宗入藏史等诸多领域，在海峡两岸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年戴氏撰写这部名著时，曾得到中国学者王重民（1903-1975）先生的帮助。

谈及戴氏与中国学界的联系，不能不提到旅法学者林藜光（1902-1945）先生。戴氏对林的关怀和爱护，十分令人感动。林氏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在校时与戴氏过从甚密。离校后去北京，师从爱沙尼亚学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l-Holstein，1877-1937)研习梵文。1933年应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之邀，赴法国教授中文，同时在印度学大师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指导下从事佛典研究，烈维以当时在尼泊尔新获《诸法集要经》梵文写本授林氏校订。林氏在法十余年，孜孜不倦，工作夜以继日，当时又值二战，环境艰困，积劳成疾，于1945年不幸病逝，得年仅四十三岁。林先生过世后，其校订研究《诸法集要经》之成果，正是由戴氏联手当代杰出佛学家巴罗（A. Bareau，1921-1993）、狄庸（J. W. de Jong，1921-2000），克服种种困难，历经二十余年，于1946-1973年分为四册出版。此书被誉为二十世纪对后期小乘佛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至今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林夫人李玮女士在1949年曾写道：“戴先生乃东方语言学家兼佛教学者，淹博精深，为藜光平生所敬仰。”“藜光殁后，戴密微先生整理其遗著，陆续付梓……念此邦人士所以鼓励学术之精神，有足多者，惜藜光不及见其书矣！”有关详情，可参阅戴氏所撰《林藜光追思》，此文已译成中文，载于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5-266页）。

根据杨绛先生回忆，林藜光先生夫妇在欧洲期间与钱鍾书（1910-1998）先生夫妇和向达（1900-1966）先生常有来往。想到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情怀，确如戴密微所言，“作为国家的荣耀，如此爱国的学者却至今还几乎不为人所知。作品即将出版时，他却离开了人世；迫于形势，这部作品在法国出版”，实在令人嗟叹。今年恰值林氏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特在此提及这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学者，以志纪念。

本文转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