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和景明,万象更新。2024年4月25日下午,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16讲在教二楼101会议室顺利举行。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科幻作家吴岩教授受邀为北语师生带来“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科幻史的实证研究发展”的专题讲座。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胡俊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程莹老师,北语文学院胡珍子、胡亮宇、苏展和刘军茹等诸位老师以及校内外五十多名师友参与了本场讲座,讲座由陈戎女教授主持。
吴岩教授既是科幻作家,又是学者,双重身份带来了创作与批评的交叠视野。他和团队的科幻编史学综合了科幻研究史的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与富有想象力的研究,其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次讲座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科幻史研究的三个时期、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发现及其类型特征、科幻研究的方法学。
吴岩教授提纲挈领地归纳了中国科幻史研究的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叶永烈,武田雅哉等。
第二时期:世纪之交的20年,代表人物:林健群、王德威等。
第三时期:最近10年,代表人物:李广益、林健群、梁清散、高寒凝、姜振宇、贾立元、任冬梅、三丰等。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普及方向和科幻现实主义方向已被广泛研究,但这两个方向并不能代表中国科幻史的全貌,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发现的。
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是文学知识分子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创造的文学流派和思想流派。它通过文学结构的创造,有效地形成了中国人面对未来的若干思维方向和科幻文学结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与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形成内外相反的观察角度。
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包括蓝图未来主义、运演未来主义、体验未来主义和混合未来主义。
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上,晚清既是科幻的发端期,也是科幻未来主义的爆发期。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前三种类型都在这一时期诞生。
1.蓝图未来主义,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肇始。蓝图未来主义给出了具体的未来整体目标和发展构想,指出行动方案和前进步骤。这种改革蓝图式的构想方式蕴含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变革图景,展现出科幻未来主义的独特风貌。
2.体验未来主义,以吴趼人《新石头记》为代表,展现出新的空间和时间意识,大胆启用了众多新科技词语和意象。不同于未来蓝图主义所追求高端引导的目的,体验未来主义侧重于展现平民化的日常感受。
3.运演未来主义,以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为代表。运演未来主义指的是作品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或较为宏大的外在场面下,让叙事在交织的多重线索中蔓生发展,逐渐把时间推向未来。运演可以分为“叙事蔓生”和“叙事内卷”两类,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推演过程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联,如果在推演中将人与自然共融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属于叙事蔓生;如果是紧密围绕人类心理和人际关系叙事,则属于叙事内卷。
在日渐丰富的科幻小说创作实践中,三种科幻未来主义的类型创作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时常产生交叉。这种综合运用了三种类型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混合未来主义”,刘慈欣和韩松的作品是其典型代表。刘慈欣《流浪地球》《超新星纪元》以蓝图式设想为基础,以运演推动情节,无论是蓝图还是运演都不是理论化的,读者能获得紧张的情绪体验。刘慈欣最宏大的混合未来主义构思是《三体》。韩松的混合未来主义采用先锋笔法,通过一次次地超速演进蓝图,又打破蓝图,让读者获得无从把握世界的无力感。这两位作家的混合未来主义创作为丰富类型创作带来了新的空间。
吴岩教授强调,科幻文学是破解某种认知困境、寻找答案的文学。科幻未来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结构主义”,是中国本土隐形存在的创作思想和群体追求。这种思想与追求在当前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对科幻文学与艺术的需求增长,也能更好地研判其未来前景。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书影)
胡俊教授认同吴岩教授对科幻未来主义类型特征准确的归纳抓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蓝图未来主义强调地点,投射的是对某个场景的想象;体验未来主义强调游历,重视对情感体验的追寻;运演未来主义强调动作,蔓生和内卷都是叙事的方向尺度。
胡俊教授提到中国科幻小说与外国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不同:中国科幻小说对未来抱有一种乐观主义,但很多外国文学中,无论是《鼠疫》还是《白鲸》亦或是其他作品,对未来的想象中总是浸满了末世的脆弱感和危机感,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脆危生命”(precarious life),这是一种边缘人群得不到足够社会保障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种脆危的处境在西方少数族裔科幻文学中成为它们关注的焦点。她随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运演未来主义的运演模式与神话的关系,科幻小说与神话的边界何在?在西方许多少数族裔科幻小说中,创作者时常追溯到自身的原始神话源头,以过去激活当下。二是运演未来主义与过去和历史的关系,西方少数族裔作家会借用科幻的手段改写创伤性历史,中国科幻小说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呈现?
研究非洲戏剧与表演的程莹老师也从“非洲未来主义”的讨论出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少非洲科幻创作者往往会回到“过去”,启用诸多文化传统中的“原型”构成新的科幻母题。“非洲式未来主义”的想象和叙述方式呈现出未来与“传统”的深刻纠葛,体现出作家和艺术家对本土现代性经验的反思以及对既有科幻范式的另类探索。
吴岩教授对以上问题做出了回应。他重申,对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类型的总结是基于过往材料实证的总结,并不完全具有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和预示性。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有其自身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科幻小说理论的补充,但并不能完全覆盖全球的科幻写作。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确实存在科幻与历史的交织现象。
讲座现场的同学们踊跃提问,有同学发现日本科幻作品在译介中会出现大量的宗教词汇,中国科幻作品中是否也有类似的表达?吴岩教授回应说,这种宗教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存在的现实宗教,应该视作一种高于人类存在的视野。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科幻作品是存在相似表达的。科幻是一种走向死亡的文学,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恰恰就是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模式。未来已经远远嵌入现实,未来已来。
一位有着科幻小说创作实践的同学提问,中国科幻中出现了“丝绸朋克”的分支类型创作,与复古未来主义紧密相关,应该如何理解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同时,该同学也希望吴岩教授从作家的角度,给青年小作家们提供一些建议。吴岩教授认为,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不是一种理念,只是对过去作品的实证分析。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丝绸朋克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之前所提到的少数族裔创作的联系与区别。谈到具体的创作建议,吴岩教授认为,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的原则,他分享了郑渊洁的创作理念:别人怎么写,就别怎么写。
在美好的春日下午,师友们济济一堂,积极讨论科幻未来主义,带着科幻的眼光审视历史,瞻望未来。未来主义并不仅限于科幻文学,也不仅限于学术,现场的师生们充满了对未来主义的畅想,整场讲座在热情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