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Hugo Ball）二十多岁就开始写诗，他被称为表现主义绘画和诗歌的推动者，创立了达达诗派。巴尔是一个“躁动”的诗人，四十多岁便英年早逝，他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是其妻子在他去世后整理出版的，有9部作品（诗集、小说、剧作），3部书信集。巴尔生前的著作大多涉及政治思想史，这些作品非常特殊，且思想水平很高。

1927年，巴尔在去世前将自己1914到1921年间的文章和部分日记汇编成文集《逃离时代》，以此反对无可救药的疯狂世界。同年，巴尔还出版了《黑塞的生平和著作》。黑塞的一个朋友认为，巴尔的逃离不应被狭隘地理解，巴尔一直在寻找最高的现实，达到最旺盛的生命，并为了理解时代，理解德意志和欧洲献身。

巴尔的思想貌似摇摆不定，但根本上并未变化，那就是探究“德意志心灵”。巴尔对欧洲的反省体现了他心灵破碎的过程，而他的思想之所以不断转变，也正因其心灵的破碎。

巴尔曾就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写过书评。施米特晚年曾说，在所有评论文章中，巴尔写的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施米特认为只有诗人巴尔才真正理解他。

巴尔认为，写出《政治的神学》的施米特是一个思想巨人，足以和康德比肩。他还认为，施米特的《论专政》所针对的是欧洲长期的混乱，并致力查出混乱的原因，而其中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绝对自治为前提，导致了天主教秩序的崩溃。

1950年代，施米特写了作为霍布斯研究补遗的文章，即《未完成的宗教改革》，这个题目可以印证巴尔的敏锐洞察，也提醒我们如何看待新教与英国革命，及其对欧洲影响的历史意义。

有趣的是，施米特认为，巴尔的第一本书虽然把欧洲战火引向路德，却是在批判教宗。同时施米特认为巴尔不应该出第二本书，因为《宗教改革的后果》带来的颠覆说明自身的思想没有定见。

我们可以从施米特的生平看出，施米特本人的思想更有定见，他绝对没有因为今日的教宗而不快，并且可以区分学术思想和个人信仰。总体而言，巴尔和施米特都在反思欧洲问题，所关注的都是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决定性的改变。

欧洲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灾难，而我们该如何理解欧洲心灵破碎的根本原因呢？巴尔为此付出了生命。施米特虽然对巴尔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并不完全赞同，却依旧尊敬和看重他。

最后，我们来看巴尔《逃离时代》中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动情：

我开始审视我的《德国知识人批判》……这本书让我如此不安，以至于无法仔细思考每句话。我必须让自己假意清静一下了。……我只想认真看看我的文章，可我的脉搏却躁动不安。就是现在，我还是在思考。我删掉了80到100页的篇幅，这本书的命运一定不同寻常。现在，我的心狂跳不已。

巴尔的心灵破碎，无所适从——而这个破碎的灵魂本在致力于理解德意志人的灵魂。透过巴尔，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欧洲。

刘小枫教授认为，1927年病逝的巴尔比施米特“幸运”，因为他没有经历德意志接下来的命运。施米特活到九十多岁，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笔耕不辍。施米特的文学才华不及巴尔，但巴尔的智性才华和学识远不及施米特。就理解欧洲的命运而言，施米特的头脑无疑胜过巴尔。

关注施密特会促使我们学习比较文学面对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和哲学、法学乃至新兴的社会学、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有思想感觉的人在特定历史中进行表达的媒介和载体。如果不思考欧洲历史的重大问题，我们绝对无法理解欧洲文学。

第二，比较文学意味着，认识文学现象必须有“跨学科”的学术素养，以及敏感的灵魂。如果没有培养理论著作素养，就难以真正理解经典文学。敏感的灵魂意味着政治的灵魂，即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历史命运的关切。

第三，学习西方文学——准确来说是欧洲文学，首先是为了认识欧洲心灵的历史遭遇、世界近代史的遭遇。现在支配学界认识世界现代史观念有二，一是商业技术文明的诞生发展，二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形成，但是这二者都无法解释一个基本现象：现在的欧洲取得了这两项成果，却依然是破碎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