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所  李会芹

2018年10月26日下午2点，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94讲在教四楼105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剧作家、导演孙惠柱主讲，题目为“跨文化戏剧：内容vs形式”。讲座由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陈戎女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孙惠柱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题，重在对比分析“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与“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以及“内容和形式融合的跨文化戏剧”这三类戏剧在历史上和现当代的代表作品，并通过深入阐释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误读等一系列问题，剖析跨文化戏剧的交叉性和跨越性。

孙教授首先运用了丰富的实例来论证跨文化戏剧的第二阶段重点：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例如导演彼得·布鲁克是从事跨文化戏剧的英国著名导演，他曾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参演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又如日本戏剧家铃木忠志拥有国际视野，同时挖掘了本民族的传统优势，使用能剧的元素自创了“铃木身体训练法”，代表作如《特洛伊的女人》、《李尔王》、《酒神·狄奥尼索斯》。再如中国戏曲学院马笑任编剧、导演，刘大可主演的独角戏《老人与海》，是一部以京剧形式演绎西方文学经典的剧作。这些戏剧都更注重形式上的跨越。然而孙教授以为，西方戏剧经典对我们的影响不应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而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戏剧内容上的冲突，同时不忽视本土戏曲的资源和优势，激活其灵活性及丰富性。

接下来孙惠柱教授通过多部相互关联的戏剧作品的解释，阐述了跨文化戏剧中历史最长的第一阶段的重点：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孙教授首先用《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两剧相似的报仇主题、年长与年幼的对比、“为保留皇室后脉而杀人无数”与“为查清真相、求证确认后才能杀”等方面，说明这两部作品的杀人情节反映出明显的文化差异。

孙教授继续抛出问题：“杀人”情节与跨文化有何干系？古希腊戏剧比中国戏剧早出现约1500年，剧情中的“残酷”至今难以被后世作品超越，尤其以《阿伽门农》和《美狄亚》为例。中国戏剧也会有杀人情节，但远不如希腊悲剧残酷，而且常常通过歌、舞等手段为戏蒙上一层纱。如曹禺《雷雨》通过增加序幕和尾声，用时间做成距离，遮掩其八位主人公中三位或自杀或事故身亡的悲剧性。中国戏曲中杀人的常被视为坏人，如曹操；但古希腊悲剧中即使有杀人情节，杀人的人物也并不见得是坏人，反而也是具有道德情操值得同情的人物。此处陈戎女教授补充道，希腊戏剧中常采用夸张的手法或者是极端化的情节表演，实则是某种真情实感的极端化表现。古希腊时代身居高位者也常被认为品德高尚之人，悲剧的人物设定本身，多是家世显赫的悲剧英雄。他们犯下的错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促使观众产生恐惧与怜悯，产生卡塔西斯的效果。

孙惠柱教授进而讲解道，一系列在内容上跨文化戏剧的剧作代表，如《美狄亚》、《蝴蝶夫人》、《西贡小姐》等，讲述了不少西方优势文化的男人与东方弱势文化女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然而，1997年末吴晓江改编导演的跨文化的《玩偶之家》反过来，让挪威女演员饰演的娜拉嫁给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剧中其它角色都是中国人。改编本特意设置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使人们构想娜拉出走后，是否应该回到祖国挪威去？这一改编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和女性主义的深思。

《美狄亚》上演时引起的反应和现代戏剧的扛鼎之作《玩偶之家》有些相似，美狄亚的主人公行动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娜拉，正好符合了1960年代以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需要。《蝴蝶夫人》塑造了异国姻缘中的东方女子忠心耿耿，默默为一个负心的郎君而自杀身亡的故事。不同于《图兰朵》中凭空捏造的东方人形象，《蝴蝶夫人》中的那个日本女性是从许多真实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出现了一本描写日本人的法文小说《菊子夫人》，几乎是洛蒂自己和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两三个月的日记节选。菊子的身份是介乎妻子和妓女之间的短期合约夫人，对她的描写反映出白种男人居高临下的沙文主义偏见。

于此同时，一群白人戏剧家根据《蝴蝶夫人》的灵感，以及一张离别的照片（一个越南母亲正要把她和美国大兵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从此她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骨肉），创作出了音乐剧《西贡小姐》，它忠实于《蝴蝶夫人》的主题，直接批评了对妇女和孩子不负责任的美国大兵。剧中所刻意表现的文化他者并不是和美国作战的越共官兵，而是亲美媚美赖美国大兵而生的西贡妓女。

孙教授举到一个“内容上跨文化戏剧”的反例。中国上演的《图兰朵》是由张艺谋担任导演、印度一流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担任指挥，所有歌唱演员都是外国人参演。《图兰朵》的故事最初来自波斯，套用在中国身上，原来的剧作者高奇（Gozzi）心底就是想贬低亚洲，尤其是中国。他拿这个故事来告诫世人：东方是危险的，中国是个吃人的谜，是个血淋淋的陷阱，千万不要被她的“美”迷惑了。现代女性主义者也找到了另一种解释，即图兰朵天生不喜欢男人，故考试是假、杀人是真。

按照中国老传统，男人有着指挥和教育妻子的习惯；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白人无论男女总是要对东方人进行启蒙教育。另一个著名的跨文化剧作《国王与我》，描绘了即使贵为国王的东方男子也要拜一个普普通通西方女家教为师，处处接受她的启蒙。然而泰国的历代皇室断然否定这个戏的真实性，西方艺术家想要呈现的是西方启蒙者的光辉形象，丝毫不提及扩张主义者贪图的利益。以上这些作品都是中西方戏剧从内容上进行跨越的具体体现。

继而，孙惠柱教授分析到跨文化戏剧的第三阶段：将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如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马夫》和黄哲伦的《蝴蝶君》。剧作家黄哲伦写了一部解构《蝴蝶夫人》的剧作《蝴蝶君》，这部戏对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及其背后的白种男人沙文主义做出了漂亮的批评。以宋利灵在法庭上（舞台上）一件件剥光衣服重现男儿身，奚落伽利马这一场景，批评西方人对待东方人的态度是一种“国际强奸者心态”。而这种价值强加和政治叙事的理论，完全是白人为东方人编织的圈套。

在谈到自己编导的写意话剧《中国梦》时，孙教授分析道，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却难得出现了两种文化平等的现象。男主人公美国律师有个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劝女主人公中国前演员保持独立，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女主人公劝男性辞掉律师职位，她要通过维持餐厅生意来支持男主人公追寻、讲述他的中国梦。在1987年的首演中二者都没有说服对方，最终没有结果。2014年的重演中，女主人公取得了胜利，结尾的地点也置换在了中国，说明了中国梦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

最后孙惠柱教授以他的讲犹太难民故事的实景音乐话剧《白马Cafe》和京剧《徐光启与利玛窦》两个戏结尾。如同透过三棱镜的不同视角太阳光可分为七种颜色，跨文化戏剧的交流也可以让我们获得不同视角的理解。

孙惠柱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听众们的广泛思考和讨论。演讲结束后，孙教授同在座师生就改编戏曲过程中可否直接改编为本土戏曲风格、改编过程中是更重形式还是更重内容、戏曲与话剧两者结合与区别等多个话题进行了进一步交流。陈戎女教授最后总结了研究跨文化戏剧的深刻价值，和深入挖掘表演和剧本之间的微妙之处。讲座在开放的交谈和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出席讲座的还有中华文化研究院周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