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术成果《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跋文读释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跋文读释

钱婉约

引言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以下简称《唐本说文》），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说文解字》古版本。清同治初年归曾国藩幕僚、目录学家莫友芝所有，从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后此卷从莫家流出，辗转经徐致靖、端方、完颜景贤、白坚等人之手，于1926年流入日本，成为内藤湖南珍藏之“恭仁山庄四宝”之一，现为日本“国宝级”文化财产[1]。两年前，我在《白坚其人及<唐写本说文残卷>流入日本考》一文中，探讨了《唐本说文》由白坚转售给内藤湖南的具体情况[2]。当时，曾费劲读解、考释卷后白坚所写的“跋文”，以作为论文的主要论据之一，颇有所得。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30周年在即，来函约稿，遂想借此机会了却当年未尽之意，即对《唐本说文》后所附之中日两国名人学者的跋文，作一一认读考释，聊为上文之补遗。

《唐本说文》的形制，分正文与尾跋两部分。正文木部六页，篆体正文，楷体双行注，前页与下一页连接处钤有“绍兴”小玺。尾跋又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宋代旧题，一为米芾之子米友仁亲笔跋语“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3]，一为宋人俞松亲笔“宝庆初年四月三日妆池松题记”[4]，其下有“俞松心画”、“寿翁”、“李东阳印”等印章。另一部分，为莫友芝之后的题跋，正是本文欲读释的部分。这部分题跋共25则，或一人一则，或数人共署一则，记录了从同治三年（1864）到1934年七十年间，曾国藩、吴云、陈宝琛（并杨文鼎、程志和、吴璆、杨钟羲、郑孝胥、陈三立、张志潜）、王树枏、翁同龢、杨守敬、沈曽植、陆树藩（并姜嘉棠、何葆麟、张彬、王崇烈、李葆恂）、陈庆年、樊增祥、左全孝（并刘师培、赵子密）、内藤虎（并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滝精一、富冈谦藏、滨田耕作）、市村瓒次郎（并岩村成允、贺嗣章）、犬养毅、铃木虎雄、白坚、西园寺公望、张元济、桥本独山、德富苏峰、傅增湘（并傅忠谟）、杨钟羲（并杨懿涑）、董康（并孙湜、杨维新）、郑孝胥等中日两国40多人，先后瞻仰和评品宝卷的情况。

《唐本说文》深藏日本杏雨书屋，一般读者难睹真容。即以书影来看，因那些跋文均为当时人手书墨迹，或蝇头小字，或行草不拘，颇多难以辨认处，给释读和利用带来困难。此前中日两国相关各种研究论著中，除了较多提及曾国藩的题诗、内藤湖南的跋外，还有本人首次释读的白坚跋，以及在另一文章中提及的董康跋这四段文字以外，并未见提及并利用其他跋语资料的，更无一一辨认全部卷后跋文内容的文字发表。因此，本文不避繁难，试图辨识、誊录所有跋文，施以断句标点，略为按语，以再现围绕此卷的人物往来、学术品评，亦为后人相关研究聊备资料[5]。

各家跋文并婉约按语

（约按：以下跋文按题跋落笔的时间先后排列，与跋文实际排列的顺序略有错位，因为有些后写的跋文，是题写在前人已经写好的跋文之空隙处，即位置是提前的。）

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上何曾见唐本！

莫君一卷颇瑰奇，传写云自元和时。

问君“此卷有何珍？流传显晦经几人？”

君言“是物少徴识，残笺黯黮不能神。

豪家但知贵锦衮，陋巷谁复怜綦巾？

黟县令君持赠我，始吐光怪干星辰。

许书劣存二百字，古镜一扫千年尘。

篆文已与流俗殊，解说尤令耳目新。

乾嘉老儒耽苍雅，东南严段并绝伦。

就中一字百搜讨，诘难蜂起何龂龂！

暗与此本相符契，古辙正合今时轮。

乃知二徐尚卤莽，贻误几辈徒因循。”

我闻此言神一快，有似枯杨揩马疥。

我昔趋朝陪庶尹，颇究六书医顽蠢。

四海干戈驱迫忙，十年髀肉消磨尽。

却思南阁老祭酒，旧学于我复何有。

安得普天净欃枪，归去闭户注《凡将》。

同治三年八月（1864）作此诗，应子偲尊兄雅嘱，七年八月（1868）曾国藩书（印）

约按：

曾国藩（1811-1872）此诗，颇有传，是此卷跋文中唯一较有流传的一种。但各家版本讹误不一，多至四、五处。如“颇瑰奇”与“殊瑰奇”、“徒因循”与“空因循”、“净欃枪”与“息欃枪”之不同，或因另录自同治三年初稿，尚不害意义；而“唐本”误为“唐木”、“徴识”误为“微识”、“残笺”误为“残筹”、“搜讨”误为“接讨”、“揩马疥”误为“楷马疥”“指马疥”等等，则县为误读失察。

同治元年起，正是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在江苏剿灭太平天国之时，同治三年，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曾国藩获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功高盖世。时莫友芝（1811-1871）为曾国藩幕僚，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又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正是此时，安徽黟县县令张廉臣将家藏《唐本说文》呈莫友芝鉴定，得到认证后并转赠莫友芝，莫氏获此至宝，经一番研究，在曾国藩资助下，刊印了《唐写本说文残卷》书影及他的研究成果《唐写说文木部笺异》，从此，沉晦千年之古本珍籍一朝面世。

（吴云跋前半）

乙丑春（1865年）小住焦山，子偲仁兄过访，赠刊本《唐写说文木部笺异》一卷，时以未见真本为憾。逾年，偲兄来苏，出示真迹，余详读之，为文凡百八十有奇，卷后有绍兴小玺，贾秋壑、长字各印，末有米元晖、俞寿翁题识。其说解与大小徐互有异同，有可取以订正舛讹处颇多，已详笺异，无庸再赘一词。

兹就其篆法论之，结构谨严，笔情瘦逸，正如释梦英所云，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者，此之谓“悬针体”也。昔秦相斯增损籀文创为小篆，世称“玉箸”，学者尚焉。至汉章时，扶风曹喜小异斯法，作“悬针篆”，为世所宗。自是以后，篆法小变，班固、蔡邕诸贤各采斯、喜之法而精究之，遂以名世，江式、唐元度、韦绩各家著录具在，可复按也。闲尝考秦汉之际，论篆学者并推斯、喜，乃岱顶残字与琅琊石刻，照耀宇宙，炳若日星。而曹喜篆迹独不传，唯《大风歌》碑或谓曹喜所作，徐州志载沛县大风歌台有碑二，一竖于东，不知年代，中断，束以铁，西则元大德间摹刻者，余尝得墨拓旧本，观其篆法正类悬针，传为曹喜所书。当时必有砖据，今以此卷笔意证之，沆瀣一气，遂叹法乳之有本也。

李唐善书者，多大历中，李少温以篆著名，自谓直接斯翁，不复以曹喜置之齿颊。重定《说文》风行于世，此卷篆法独殊于《谦卦》、《三坟》诸碑，隐然与少温树敌，必出当曰名手所书，麟角凰毛，洵足为艺苑珍秘。昔汉章帝爱曹喜，尝谓八法元妙，一字千金，今不得见。曹氏遗法，赖此适嗣，传其一脉，俾后之人得藉是以追溯初祖，郑重宝贵，当何如哉，又况为许氏功臣耶？余故详论之以质偲兄，亦聊以寓阐微之意云。

退楼弟吴云题记。（印）

元次山《峿台铭》篆书无作者姓名，笔法与此卷绝相似，弇州山人谓次山为文，多从颜尚书真卿、李学士阳冰索书，此铭篆书不知阳冰##自#也。余按：碑立于大历二年，其时李少温正以篆书驰名海内，学者崇奉若泰山北斗。此碑果为少温书，断无不署名之理。钱氏潜研堂谓其《浯溪铭》旧为瞿令问所书，亦出臆度不足为据。附识之以备参考。吴云又记。（印二）

约按：

吴云（1811-1883），即“二罍轩”主人，恰与莫友芝、曾国藩为同年生人。吴云性喜金石彝鼎，精于鉴赏和收藏法书名画，汉印晋砖，宋元书籍。这篇跋文，论唐写本篆体书法特色及篆法传承、古碑考据等，自出机抒。

李少温，即唐篆书名家李阳冰，还是李白的族叔。前人称其“得大篆之圆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谦卦铭》《三坟记》均为其代表作。吴云谓此《唐本说文》篆体为“悬针体”，与唐篆代表人物李阳冰的风格不一，“隐然与少温树敌，必出当曰名手所书，麟角凰毛，洵足为艺苑珍秘”，称赞其遥接汉代曹喜之风的意义。

唐大历年间，元结次山喜将自己撰写的诗文请书法名家书丹刻石，其《大唐中兴颂》即为颜真卿书丹，为颜体书法成熟期代表作。他的《浯溪铭》《峿台铭》《痦庼铭》，亦为名家篆书，刻于摩崖，为唐代篆书精品，合称“三吾铭”或“三吾碑”。历来论者多认为《浯溪铭》为唐瞿令问所书，清钱大昕以外，如清吴玉搢《金石存》引北宋黄庭坚语论此碑云：“以字法观之，亦秀康(瞿令问)篆也。”而吴云根据《唐本说文》篆体，于此提出疑义。

此篇字体密小而难认，特别是“又记”一小节，字小墨淡，尚有三、四字不能辨认，以#号表示缺读。

光绪廿六年(1900)，岁在庚子十月既望，武进费念慈获观题记。

约按：

费念慈（1855—1905），江苏武进人,字屺怀，一署峐怀，号西蠡，晚号艺风老人。清书法家、藏书家。

光绪辛丑三月（1901），子静观察寄示翁同龢读毕记（印）

约按：

子静观察即《唐本说文》第二位拥有者徐致靖。莫友芝1871年去世后，其次子莫绳孙因家道中落，托缪荃孙代为转售《唐本说》，据此条跋文，至晚在1901年，《唐本说文》已易手至徐致靖家。梁光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考鉴、刊刻、流传与研究概观》文，因未见此条跋文，对各次转手时间等，均略过不论。

徐致靖（1844-1917）江苏宜兴人，字子静，光绪间进士，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光绪的侍读学士、礼部侍郎。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外幸免的第七人，因与李鸿章有世交之谊，由李鸿章“重托荣禄”，临刑前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庚子事变后，赦免出狱。喜读书收藏，善昆曲。据此可知他得到宝卷后，专门寄翁同龢观赏审定。

此卷黄麻坚韧，墨光如漆，与守敬所藏唐人书《左传》无异，独惜当同治时沈西雍《说文古本考》、慧琳《一切经音义》皆未出，故子偲先生所撰《说文木部笺异》未之及，守敬尝以此二书及所得日本古小学书，撰《说文唐本考》，稿存鄂中，他日当写寄匋公，为子偲先生补阙也。

光绪丁未四月二日（1907）宜都杨守敬倚装记于金陵节署（印二）

约按：

金陵节署者，指端方两江总督官衙。可见，最晚在1907年《唐本》已为端方所有。端方是《唐本说文》第三位拥有者。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匋斋，满洲贵族。曾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并领衔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还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倡导者。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为晚清中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在晚清民初颇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和艳羡。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晚号邻苏老人。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其随驻日公使在日访书，编定《日本访书记》15卷，尤为中日近代学术交流史上之重要一页。

光绪丁未嘉午四日（1907）湖州陆树藩、歙县姜嘉棠、南陵何葆麟、南皮张彬、福山王崇烈、义州李葆恂同观。

约按：

陆树藩（1868-1926年），即湖州皕宋楼藏书陆心源之子，光绪恩科举人。在其手中，陆氏藏书售归日本静嘉堂。

端方有一张“匋斋玩古图”，图中五人，中为端方，左即为李葆恂及梁鼎芬；右为王闿运、黄绍箕。均为精鉴赏，为端方所重的知友。

光绪戊申（1908）长水沈曾植获观于江宁节署之西园。

约按：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还有众多雅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善诗文、书法外，又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上，领先时代，蜚声中外，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多与之交往。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

匋斋尚书出示此卷，同观者：蒙自杨文鼎、新建程志和、吴璆、辽阳杨钟羲、闽县郑孝胥、义宁陈三立、台州张志潜、闽县陈宝琛题。

约按：

此次观展者，均为端方亲信之书友人文。以陈宝琛（1848—1935年）为首，陈氏为同治进士，宣统帝师，与郑孝胥为福建闽侯同乡。陈宝琛、杨钟羲、郑孝胥、陈三立为同光体代表性诗人。杨文鼎(1852-1911) 江苏武进人，亦文章高手，先后为李鸿章、袁世凯、端方等人之幕僚，担任“总文案”。吴璆 (1865一1936) 字康伯，江西新建县人，善骈文，精于诗。张志潜（1879-1942）为清流张佩纶之子，张爱玲之伯父。清亡后，这些人大多以遗民立场自居，倾向复辟。

又杨、郑二人二十多年后，于日本分别再观此卷。

丹徒陈庆年观

约按：

此条无题跋年月。按顺序姑且排于此。陈庆年（1862-1929），江苏丹徒人，著述丰繁，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改革家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创建者之一。为端方好友，并深得其信用。端方调任湘鄂，聘其为湖南省学务提督，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并筹建长沙图书馆，端方任两江总督时，又聘其主持江南图书馆事，锐意经营，是我国最先以图书馆命名的藏书机构。1908年，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欲售其藏书，陈庆年闻讯捷足先得，经端方奏请清政府同意，使丁氏藏书成为江南图书馆的收藏，免于如一年前的皕宋楼般沦落东瀛。

唐篆说文凡六纸，木部百八十五字。

音训夹注用楷法，郘亭因之作笺异。

硬黄麻纸特坚好，千年松麝浮香气。

流传贡入宋内府，小米称臣慎题记。

宝庆初经寿老装，小印更烦秋壑识。

宋后寂寞六百年，灵怪螭龙善潜閟。

黟县令尹尔何人，掷赠偲翁不自珍。

神物至是始得主，和璧歅马裁别真。

湘乡一诗阐幽蛰，句法瘦硬能通神。

莫笺欲出段桂谷，曾诗可结苏黄邻。

郘亭身后伤零#，宝墨金题付庸俗。

虞书鹤口持易米，苏字乌云供换肉。

此卷遽落老兵手，賸乞品题到常熟。

便易尚书金石家，五洲怪伟纷骈拏。

华山三碑入宫闱，夜见瑶气插天葩。

六丁取将唐本至，如禽择木子就爷。

凡将滂喜助蒐讨，楩枏杞梓增光华。

锦贉装潢牙玉簇，寒具客来不敢触。

古篆钩沉字散珠，篆文熟铁脚垂玉。

我题诗继湘乡后，才减郘亭可一斗。

如今年少重西文，略识字人不常有。

愿摹万本读万遍，字在口头铅在手。

窥管虽云全豹悭，开卷已诧老蛟走。

更从木部简名材，松柏岁寒独悠久。

光绪戊申冬日题奉（1908），陶斋师宪钧诲，恩施樊增祥（印三）

约按：

本篇文字因是诗句，辨识难度增大。反复认读，仍有一字不能认出，以#号表示。查樊增祥民国年间印行之《樊山诗词文稿》，未能检出此诗，特别是在新近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樊樊山诗集》三大册中，竟也未收入此二首诗。亦见此跋语诗之资料性价值。

诗中字词，若“虞书鹤口持易米，苏字乌云供换肉”应是两个典故，一是关于虞世南的书法，虞世南故乡浙江余姚鸣鹤镇，故有“鹤口易米说”，具体不详。一是关于苏东坡书法的典故，东坡有《天际乌云帖》，至于如何换肉，亦不详。

“寒具客来不敢触”也是一个典故，古人因寒食节禁火断炊，事先制备一种油炸的面食，类似馓子，以备寒食日食用，因称寒具。晋桓玄喜字画，尝陈设书画招友同赏。一客食寒具后，未及洗手，将油渍印在了书函上。书画鉴赏时，因称“寒具油”“寒具手”，宜忌之。

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光绪进士，曾师事张之洞，近代重要诗人、文学家、藏书家、书法家，也是同光派的代表诗人。与缪荃孙、张元济、傅增湘、伦明等多有书籍往来与学术交流。天资聪颖，著述颇丰，身前即有《樊山集》《樊山全集》《樊山续集》《樊山诗词文稿》等公牍文、诗词印行出版。但各本编得都比较粗略。

（部分日人题跋选）

宣统元年四月（1909）

匋斋尚书出示此卷，同清泉左全孝洋（约按：“洋”字疑衍入）、扬子刘师培、武陵赵子密，盥观于金陵节署（印）

约按：

左全孝，字立达，衡阳清泉山人，曾留学日本，后任中国赴日留学生监督，归国后曾任两江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暨南学堂监督。

刘师培（1884年－1919年），江苏仪征人。曾入端方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观《唐本说文》即应在此时。其一生以政治立场多变著称，但终不愧为才华卓越的学者、文人。1917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发起《国故学刊》，为国粹派重要人物。

庚戌十月初四（1910）

陶斋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观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滝精一、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也。日本内藤虎次郎拜识。

约按：

这是内藤湖南第一次得观《唐本说文》。拙文《白坚其人及<唐写本说文残卷>流入日本考》已有论及。

陶斋尚书旧藏《唐写说文》，今归朴孙都统，甲子季秋（1924），访阾陇池馆观之，书香馥郁，墨气迫人，真天下至宝也。因忆见陶斋于武昌，今已二十年矣。人事沧桑不甚感慨。同观者：岩村成允、贺嗣章也。

日本市村瓒次郎拜识

约按：

端方去世后不久，《唐本说文》即为完颜景贤购得而收藏，他是第四位拥有者。据此跋可知，1924年《唐本说文》仍在朴孙都统完颜景贤手中。

完颜景贤（1876-1926），满洲镶黄旗人，是清末民初收藏之大家，精鉴赏，见识广，与端方往来甚频。朴孙是他的字，藏印有“完颜景贤精鉴”、“景行维贤”、“景贤曾观”等。他收藏的书画被中外行家赞为精品。1910年，泷精一曾在北京专门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等藏家，观赏他们的收藏，并将之拍摄成照片，连续刊载在日本美术期刊《国华》上。1917年，内藤湖南到北京，参观“京师书画展览会”，内藤盛赞完颜景贤的藏品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景贤去世后，由内藤介绍并鉴定，其许多藏品转售大阪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收藏。完颜景贤之人物故事，中文学界多不知晓，近有叶公平文《完颜景贤与海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一期。

《唐本说文》从1910年到1924年在完颜手中时期，唯此一个题跋。

市村瓒次郎（1864-1947），东京大学教授，是日本中国学东京学派早期代表性学者，是使日本中国研究走出传统汉学而确立东洋史研究范式的主要人物。此前曾于1892、1901、1905、1924年到中国参观史迹、调查史料，1924年他到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京城，出席孔子的祭典仪式。7月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并在北京、广州等大学演讲。观完颜景贤手中《唐本说文》即是年秋。

去年秋八月，余得此卷于完颜景氏，以独山莫氏摹刻本相校，点画之误不一而足。莫氏刻书，号为极精，其刻此本尤殚竭心力，期无毫发遗憾，以传其真。然误仍不免，辗转翻刻，误滋益多，此善读书者所以贵得古本，为能得古人之真也。

马君衡爰亟涞归之北京大学，余美其缘，适内乱作而止。未几，江藤玄海谓余曰：“内藤湖南博士十七年前曾观此卷于端陶斋所，至今思之不能忘。今闻在君所，已斥其所爱之物，思以相易，君其重斯意。”余感其言，遂以归之。盖余私淑炳卿先生于上虞罗雪堂翁者亦既久矣，然迄今半载，时时往来于胸臆，殆每饭不能忘也。

顷来平安之都，登炳卿先生之堂，观其藏书，读《宝左庵文集》，乃审先生学道爱人，得大内蔼蔼居士之传，而校书之富或有过于吾国钱竹汀宫詹者，为文章颇近欧阳永叔。又尝泛海至乎欧洲，探考历邦所藏西域出土之古籍，是炳卿先生兼数子之长而为数子所未逮。

先生今年六十有一，其方自视欿然，励精勤学，惟日不之焉。吾卷得归之先生也，可庆其遭，吾无后憾。登洛东之山，远望有光气烛天者，是先生之庐所在也。顾瞻我邦，群盗纵横，日寻干戈，未知所极。承学之子安居无地，典籍所在有遭焚裂毁弃之亟危，安得平安之都以藏古籍，又安得如炳卿先生其人者，读书其间以教后学，余将以此还语吾国勤学之子矣。

丙寅（1926年）夏五月廿九日白坚识于宝许庵（印）

约按：

1925年秋，《唐本说文》易手至白坚，白坚购此即为买卖，随后不久便以3000金元转售内藤湖南。

关于白坚其人与转售宝卷，拙文《白坚其人及<唐写本说文残卷>流入日本考》已有论及。

丙寅十月（1926），东游日本，道经西京，炳卿先生出唐写说文木部残卷见示，此中国至宝，流于海外，敬识数语，以志眼福，陶庵老人新城王树枏，时年七十又六。

约按：

王树枏，(1851—1936)，光绪进士，授户部主事，曾任兰州道、新疆布政使等职，编撰《新疆图志》《冀县志》等地方志文献，民国后，为清史馆总纂。因列名日本在中国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中方副总裁，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日本中国学家有交往。近有刘芹博士论文《王树楠史学研究》一书问世。

我邦所传小学书，莫旧于顾野王《玉篇》，而此书更旧，可见二徐以前许书面目者，赖有此本耳。黄麻牋，中唐人书，书法妍秀，篆体尤妙，当为炳卿斋中旧本书第一，亦天壤间旧本小学第一也。书。

昭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927）西园寺公望（印）

约按：

最后一“书”字偏于右上，字体小，疑为补于前字“也”之前，即“亦天壤间旧本小学第一书也”。

西园寺公望，明治时代政治家、教育家，曾任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兼外务大臣，主政创设第二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后升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时也是学问家，汉学修养深厚，因政见、学识相近，与内藤湖南多有往来论学之谊。

昭和丁卯春（1927），敬观于东京四谷之借翠庵，犬养毅（印）

约按：

犬养毅（1855-1932），号木堂、子远。戊戌维新时期是日本的文部大臣，同盟会时代十分关注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为孙中山挚友。九一八后任首相，在任上被刺杀。富汉学修养，与内藤湖南有诗文唱和及往来论学之谊。内藤湖南有诗《木堂老人植杖图》《悼木堂首相三首》。

1926年内藤湖南得到此卷后，应是珍藏家中，1927年不知何由携至东京，才使犬养毅有在四谷观赏并题跋事。

戊辰孟冬（1928）偕神田鬯盦、郑心南，访湖南先生，同观此卷，谨题数言，以识鸿爪。浙江张元济。

约按：

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多年，致力于多方拓展馆务，《四部丛刊》即为其古籍影印的事业之一。1928年，为《四部丛刊》的选目和刊印，张元济专程赴日，办理借印事宜。具体做法是，以中国留日学生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的名义，赴日方各公私图书馆、藏书处访书，商借重要珍籍原版一一拍摄，以回上海影印出版。赴日前，张元济事先花了大半年时间，研究日本各类藏书书目，选定要借印的经、史、子、集各部珍本及中国古代通俗文艺、小说的相关书籍。此行共借得46种宋元善本及元明戏曲小说，得以携归影印。登恭仁山庄观书即此行活动之一。当日，内藤湖南作有《戊辰十一月廿六张菊生来访出涉园图卷索跋即赋三首》，其中之三，回忆了两人的交谊。“申江把臂卅年前，白发重逢东海天。山野数弓人海外，同烹苦茗校陈编。”

郑心南，即郑贞文（1891年—1969年)，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理论化学，同盟会员，回国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为日本在中国的文化机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会员，并以中华学艺社总干事的身份与张元济同赴日本访书。

神田喜一郎时为京都大学中国学年轻学者，1923年春，其在上海就曾参观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并到张元济府上收到招待，参观张氏珍藏的善本。故此次特从京都陪同张元济前往相楽郡恭仁山庄，会见他的老师内藤湖南。

昭和己巳夏五釁（1929），沐拜观于恭仁山庄。铃木虎雄

约按：

铃木虎雄（1878-1963），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著名学者。著有《支那诗史论》《支那文学研究》、《赋史大要》《禹域战乱诗解》，并日译中国历代诗人诗多种，如《陶渊明诗解》《杜少陵诗集》《李长吉歌诗集》《陆放翁诗解》等。

昭和壬申四月廿二日（1932），独山敬观

约按：

独山为桥本独山。日本临济宗僧人，相国寺山长。独山为其字，法名玄义，号南苑、对云。善书法。

昭和己巳四月（1929），火国后学菅正敬，恭誌眼福（印）

约按：

火国，即今熊本县。旧藩国时代之前后肥州称肥国或二肥，因阿苏山附近多火山，也写作“火国”，“肥”、“火”日语发音一也。

菅正敬是德富苏峰的笔名，一般写作菅原正敬。德富苏峰（1863-1957），熊本人，本名猪一郎，苏峰是其号。笔名还有菅原正敬、大江逸、大江逸郎等。日本近代重要文化人，兼记者、作家、评论家、学者为一身，被称为福泽谕吉之后第二大思想家。

己巳十月（1929）访湖南先生于恭仁山庄，尽出所藏宋元古刊旧钞名校，多至不可胜记，然镇库之宝断推此卷为甲，观，敬题数语，以志眼福。四川傅增湘记，儿子忠谟侍砚。

约按：

傅增湘因张元济访日影响，一年后的1929年秋冬，携子忠谟一同赴日，在日时，由白坚随同翻译。根据其此行日本访书日记《藏园东游别录》，10月21日至11月8日在京都，登门拜访恭仁山庄的时间是10月30日，“观其藏书并作记录”。此前的28日，内藤湖南先赴傅增湘下榻的京都住处访问，赠新著《尚书正义解题》。傅增湘在京都时，还于22日先访狩野直喜，论学，24日狩野回访，送傅增湘宋本《礼记正义》残卷影本。

曩客陶斋尚书所，曾观此卷，今访湖南先生于恭仁山庄，出以见示，曷胜今昔之感。癸酉四月朔（1933）杨钟羲写记，子懿涑侍。

约按：

杨钟羲 (1865—1940) 号雪桥、雪樵，满州贵族，光绪进士、翰林，晚清、民国大学问家、藏书家。与表兄盛昱合编《八旗文经》五十六卷，尤以《雪桥诗话》四十卷，博大精深，在学术界最负盛名。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是近代著名学者。访日乃受狩野直喜之邀，是在1933年三四月间，携子杨鉴资（懿涑）同行，杉村勇造同行并任翻译。杨氏西历4月5日抵神户，狩野生徒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往迎，因二人1928年在北京留学时，曾师事过这位前清遗老，多有请益。吉川《法隆寺的松》一文，回忆记载了陪同杨氏父子参观法隆寺之轶事。参见拙译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

杨氏此次造访恭仁山庄，内藤赠以《宝左庵文》。

甲戌一月（1934），偕寿州孙湜、新会杨维新访湖南先生于恭仁山庄，出示此卷，诚惊人秘笈，康与先生互称文化侵略，但此卷已编入国宝，侵略无从矣。敬题数语，以誌眼福。毘陵董康。

约按：

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见拙文《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第19版）。

孙湜何人，颇费检索。后在《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死虎余腥录》中，搜见其所作《关于苏曼殊的点点滴滴》一文，述及1906、07年前后，与苏同在东京，多有过从，往来亲密。1918年苏在上海病逝，亦孙湜与人为之最后送行。始知孙湜，字伯纯，后更名为易简。安徽寿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因苏曼殊介绍入南社。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民国驻日本大使馆书记官。

杨维新(1888-1968)，字鼎甫，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官职等。1960年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康德元年仲春廿六日（1934），访湖南先生于恭仁山庄。此卷旧观于端忠敏斋中，今再获见于此，与吾侪之晤谈，俱非易遇。孝胥敬书。

约按：

这是内藤湖南去世前最后接待的中国客人。郑孝胥时为伪满总理，而作为晚清同光体诗人、知名书法家，早在寓居上海海藏楼时代，即因长尾甲介绍，结识内藤湖南，《郑孝胥日记》1917年11月10日有“内藤号湖南，为日本名士，颇博雅”等语。而1917年内藤上海行的游记中，也记到曾与郑孝胥“谈论诗文”。此次登恭仁山庄，《郑孝胥日记》1934年4月9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九时，与水野、白井、小七同乘汽车至瓶原，所过村民出迎者甚多。内藤力疾自出门外，其夫人及四子、一女、三门生皆出见，谈一时许。门内悬顾亭林书扇，斋中悬宋画孔子及三弟子像；赠影宋《尚书正义》一册；以莫子偲所藏《唐写说文》卷求题其后，此卷尝与弢庵（陈宝琛）同观于匋斋南京督署者。”

是年6月末内藤病逝。

（认读跋文过程中，得到长辈钱行、钱辉二先生及同事朱天曙教授之帮助，谨此鸣谢。）

[1]关于《唐写本说文残卷》的流传情况，参见梁光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考鉴、刊刻、流传与研究概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及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九在杏雨书屋访‘国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0-339页。

[2]钱婉约《白坚其人及<唐写本说文残卷>流入日本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夏季卷。

[3]米友仁（1074-1153），一名尹仁，字元晖，米芾长子，世称“小米”。书法绘画皆承家学，故世称“大小米”。

[4]俞松（约1200—1270）字寿翁、寄翁，自号吴山，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鲜见记载，淳祐中官承议郎，生平笃嗜《兰亭帖》，搜藏至数十本，每有所得，必就李心传审定提拔。后汇编成《兰亭续考》一书。

[5]《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后世据以影印的有：1935年《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图谱一册，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编，小林写真制版。1985年《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日本临川书店出版。2009年《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湖南文库所藏品集》，陶德民编著，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本文即据此三种书影，比照辩识，试为录出。

本文刊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