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坚定的不合作者，持续的反对派

    原创 2016-10-13 李黎 上海书评

    编者按：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6年10月13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七十五岁的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上海书评》曾在2011年4月10日刊发李黎对鲍勃·迪伦回忆录《像一块滚石》的书评，在他看来，这不是一本还原鲍勃·迪伦“艺术人生”的传记，这依然是一次反叛，对象是“功成名就”、“花甲之年”、“盖棺定论”等规律。六十岁的鲍勃·迪伦不依不饶，不惜血本地对主流文化乃至主流价值又打又踹。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熟悉的话语，作为鲍勃·迪伦一生的注脚非常合适，又非常空洞，是正确的废话。他在2004年出版的《像一块滚石》，同样是这一路数：充实丰满，又虚实不定。“像一块滚石”为中文版书名，标签意味明显，但不知所云、怎么都行就中国读者而言，更熟悉和喜欢的是孕育孙悟空的那块石头和贾宝玉嘴里的那块玉石。 

    鲍勃·迪伦写这部传记时六十岁。六十岁的一代宗师，应该可以做到音协主席之类。部长级的主席们的传记，一般是避重就轻的、赞美时代的，外加点忆苦思甜，以及各方都能接受的激愤与批判。那么，鲍勃·迪伦的传记完全是非主流的，它更像小说，更像《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的糅合版本。我揣测他的心理，大约是，先决定不写什么，然后决定写哪一阶段，在此框架之内具体写什么，完全交付给写作过程，交给那一时刻的真实感受。鲍勃·迪伦一定知道，凭借自己的威名和几十年的文字游戏，写出的作品必将会让评论界和读者用兴奋不已和赞不绝口的方式来掩饰他们深深的错愕。“我的名声已经稳固至少这些歌曲不会带来任何血腥的头条新闻。”这本传记却引起了类似血腥头条的效果。

    这本传记分五章：记下得分、失落之地、新的早晨、哦，仁慈、冰河。极其散漫又貌似复杂的五个标题，说是随手敲打的结果，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并朝宗教方面努力的结果，也可以。

    第一第二章，闯荡纽约，叙事相对清晰，除了子弹一样飞出来的人名，比如一起在“Wha？咖啡馆”演出的一大串名单，其中夹杂着我们熟悉的伍迪·艾伦。当时的鲍勃·迪伦是艰难困苦，又意志坚定，面目冷峻，他不止一次通过对眼前的城市景观展现自己落落寡欢的心情：“一场大风雪绑架了这座城市，生活围绕着一块灰白的帆布在转。冰冻寒冷。”“积满雪的街上满是垃圾、悲伤和汽油的味道……”这就是“世界中心”纽约，在鲍勃·迪伦笔下没有时代，没有喧闹和即将让整个美国颤栗的暗流，而是和契诃夫笔下的圣彼得堡一样冰冷荒芜。在冰冷的环境中，鲍勃·迪伦有着强烈的美国梦和民谣梦。他直言不讳写下关于个人奋斗的名言警句：

        我站在起点，但并不意味我是个新手。　　

    大概是丰富的阅历和过分的早慧让鲍勃·迪伦如此淡定，并且早早开始朝民谣这一个点上给力。读这两章，我总是把鲍勃·迪伦和杜尚想到一起，因为杜尚说过和鲍勃·迪伦类似阐明心迹的话，也都是在可以粉饰过往、戏弄读者、嘲弄时代和世界的晚年：

        一个艺术家应该悄悄地创作——这句话几乎成了1967年之后鲍勃·迪伦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甚至是渴望。

    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人，他们是不“出山”的——这句话和上一句雷同，1968年，鲍勃·迪伦在世界性的亢奋中沉默，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因鲍勃·迪伦而起，他却远走英国。鲍勃·迪伦既然能说出“名声本身就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可以剥离的东西”，他自然会选择隐居。 

    我已经三十岁了，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每想起这句话，都觉得汗颜。鲍勃·迪伦则不会，他早在二十六岁就貌似打理好一切。他在美国梦最为炙热的时刻，已洞悉这的确是一场梦的洞悉。在追求成功和名声的同时，鲍勃·迪伦大概已经构思好如何反叛这一切。   

    很快，从《答案在风中飘》开始，鲍勃·迪伦飞沙走石，并且和整个时代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属于一种悠久的传统，布鲁斯、爵士和民谣的传统，而不像那些新近流行的神童”的民谣歌手，忽然间如一只巨大的章鱼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了甲壳虫，间接导致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吉他插电，开创“民谣摇滚”，结交大批“垮掉派”诗人。在1963至1966年之间，鲍勃·迪伦几乎就是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比金斯伯格还像一个大企业的中心地带。

    这一切，《像一块滚石》里只字未提。由此可以判断，这不是一本还原鲍勃·迪伦“艺术人生”的传记，这依然是一次反叛，对象是“功成名就”、“花甲之年”、“盖棺定论”等规律。六十岁的鲍勃·迪伦不依不饶，不惜血本地对主流文化乃至主流价值又打又踹。 

    鲍勃·迪伦是一个反叛者，他在音乐上的反叛性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以至于他成功得太快，他的故事不得不集中于成名之后。成名之后的鲍勃·迪伦的反叛性格，又被作为名人性格扩大着。 

    早在纽约奋斗期，这个来自“外省”的流浪歌手开始了民谣反叛之旅，“我抛弃的是简单的民谣，加入新的形象和态度，用流行的口号和比喻与一套新规则结合衍生出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东西。席尔伯在他的信里严斥我这样做，好像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拥有通往真实世界的钥匙。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不会为任何人退一步”。 

    而在传记的第三章，鲍勃·迪伦反叛的对象是更为广泛的文化潮流和社会生活，以及施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这一章时间跳到1968年，鲍勃·迪伦，刚刚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安心于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他的名声和那个时代让他不安。他认为一切都笼罩着虚幻和误解，过度阐释（1966年，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出版）和非理性的歌迷让鲍勃·迪伦愤怒，而各式政治运动要求并仅仅要求鲍勃·迪伦充当其代言人，直接破坏了他的生活。

    传记的第三章是反复申辩的一章，鲍勃·迪伦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念念不忘对那个年代的抨击：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所有那些文化上的胡言乱语，都令我的灵魂备受困扰——让我觉得恶心——民权和政治领袖被枪杀，街上垒起重重障碍，政府进行镇压，学生激进分子和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爆炸的街道，燃烧的怒火——反对派公社——撒谎扯谎，吵吵嚷嚷——无拘无束的性爱，反金钱制度的运动——这就是全部。 

    “无论反主流文化是什么，我都看够了它。”这句话和他另外一个经典的表述互为呼应：很多左派激进组织内部也会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位，充满了政治味道，和他们要反对的东西没有两样。 

    于是，伟大的六十年代在鲍勃·迪伦眼里一文不值，因为他想回归内心和自由而不得，充当着六十年代最大的受害者。他反复宣布：我不属于任何人。“据我所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我离开家乡不过十年，没有大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而在那个伟大的时代，鲍勃·迪伦这个“先知”或预言家，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居然是：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无论出于多么艰深晦涩的哲思，还是仅仅出于对传媒和歌迷的抵触，鲍勃·迪伦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不合作者，一个持续的反对派。既得的荣耀和利益在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歌手眼里什么都不是，呼风唤雨和代言时代在这个典型美国男人的心目中，比不上家。他深情地写道：

    我不知道别人幻想的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玫瑰。那就是我最深邃的梦想。 

    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就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很快，鲍勃·迪伦这个曾经和时代厮混得无比火热的人，与时代渐行渐远。不是远离六十年代，而是从那时起，和每一个时代都持续地分道扬镳，跳出了历史。总有一些人让人感觉如同焰火或者星空，不属于任何时代，强大而孤独的塞尚如此，努力把自己送往人仙交界处的杜尚如此，直截了当地自我囚禁的塞林格如此。鲍勃·迪伦，一个“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的主教，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不堪忍受成就了他的一切，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用不和时代同步这一方式，不断地和各个时代发生关系。 

    《像一块滚石》最难以阅读的部分，是关于音乐的，占据一半篇幅。鲍勃·迪伦用这样的方式宣布：其实我是一个歌手。歌手鲍勃·迪伦关心民谣谱系，关心自己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关心自己乐队的成员为什么会被挖走，关心自己在纽约的演出机会（如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里谈论的发表的机会一样），关心话题歌曲和抗议歌曲的来龙去脉，关心乐器尤其是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吉他走音”。在当时风起云涌的音乐流派和版图中苦苦寻找民谣的本质，苦恼于“没有一个理念能让你长期满足”——这句话也对应了他后来恼羞成怒的一句话： 

        我打算模棱两可地说话，你从中听到了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立场。

    在经历了第三章作者本人和时代的狂暴之后，之后的章节大体上回归了音乐本身，平静下来。大概意识到可能过于专业化，在第四章，鲍勃·迪伦写了一个恶俗的励志故事，典型得可以登上《读者》：一个夜晚，自己陷入了困境，闲步街头，在一个小咖啡馆看到一个老爵士乐手奇特的演唱，得到了灵感，经过反复的训练和摸索，掌握了全新的演唱技巧和处理方式，走向了全新的一帆风顺，并感谢那位老爵士歌手。

    确实，从第四章开始，鲍勃·迪伦回复到音乐本身，谈论了太多的关于巡演、唱片、写歌和民谣本身。也是从这时起，鲍勃·迪伦又像普通人一样，大量论及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名人名流和时髦话题，和波诺长夜畅谈一段，可以摘编进“名人轶事”了。  

    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伍德斯托克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当鲍勃·迪伦不再被亢奋的时代裹挟时，他做回了歌手。这也是他喋喋不休的一件事，关于民谣他谈论得太多。六十年代初，他宣布：民谣是难以琢磨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一首民谣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每一刻都会不同。这取决于谁在演奏和谁在聆听。如果这段关于民谣的论述有一个朝上的箭头，那么经历了中年挫折的鲍勃·迪伦再次谈及民谣和自己，显然带着暮气和几分气馁：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六十年代的行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年代过来的词语匠人……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从两个极端收拢，鲍勃·迪伦在1968年谈论民谣和自己时所说的两句话，基本概括了他自己和这本书。第一句是：我确实从来都是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那些关于民权的，关于爱情的，关于政治运动或者宗教思索哦，包括不知所云的，都成为了漂浮之物（和“文以载道”“伟大献礼”多么不同）。 

    他立刻又说：现在我的名声已经在我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民谣和名声一直笼罩着鲍勃·迪伦的内外，至今如此，他甚至步滚石、大野洋子的后尘，要来中国，献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