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享誉国际的作家严歌苓女士在台湾清华大学我主持的一门课程上发表的演讲。严女士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和屡获大奖是众所周知的，而她的演讲则是非常真诚坦率。除了才情、学养与历练，她对于人与人性的同情和理性的探索是驱使她近乎狂热的坚持投入小说创作的一种力量，也给她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她这样真诚的告白，可能是比较鲜为人知的。谨此提供给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李宗慬 志

创作的世界

我是每天都要写作的，写作的时候不愿意看日历，我不愿意知道今夕是何年。也就是说，我希望忘掉所有的事情。创造的快乐在于能够享受和外面世界完全不相干的境界，我只想写我自己要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写我就要死，我不写我就要疯了，我一定要写。

我认为每个搞创作的人都是一个疯子。像莫扎特也好，像维吉妮亚·伍尔芙也好。多多少少在精神上都是有点不正常。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其实是活着的。我常常就在想我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就觉得活在一个自己创作的世界里面是一种逃脱。 现实世界有的时候是不理想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创作的世界虽然说也是不理想的，但是我按照我的审美观点是重新安排了的。

独一份的书

我要从我自己的文学讲起。我也是一个精神上有些症状的人。我必须要靠很多烈酒加安眠药才能睡觉。 因为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的这些形象、这些语言，我必须要把它表达出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认识一名教授。他说：“有什么让你认为这个世界缺你一本书？”这一问我们就愣了。你所有的辛苦，你一点一滴地努力，最后能不能走到文学，能不能出版一本书，那全是问题。是啊，世界难道缺我这本书吗？那我就想到：“我坚信世界没有我这样表达，只有我这么一份。”你要相信这点，你的表白是绝对只有你这么一份的，那我就是坚信我的整个表白是独特的。所以我的整个疯狂、整个病态，就是要把这么独一份的表白放在这个世界的每天出几百万本书的行列里头。 因为我相信那几百万本书很可能再重复，而我这独一份的表白是肯定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一个人独一份的表白？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他的敏感程度、他对于苦难、他对于快乐、他对于爱情、他对于仇恨那样的敏感，就是他感受到的是不是和人家一样，他能不能把那样的感受给传达出来，这很重要。就是别人在把他的苦难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仍旧有那样的敏感。你的心要永远是打开的，对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经验，永远是设身处地，可以是把自己完全放在别人的情景里面。

我的家庭

我觉得我从小的经验是和别人很不同的，因为我出身在一个作家和演员的家庭。我的母亲是个话剧演员，我的父亲是个作家，我父亲的父亲也是个作家，他在美国留学很多年，得到了博士学位。 在回国后，因为他的那种病态的极度敏感，使他对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非常失望。他发现，不要说当时的政治，就连当时的文人圈子都是极其腐败的。拉党结派啊、互相勾心斗角啊，我的这个清高无比、极度敏感，带有这种病态的祖父，就在三十九岁的时候自杀了。因为他实在不能忍受一个营营苟苟的生活吧。其实我有很多气质像他。

我的童年

我父亲接受了我祖父家传的书籍，他自己又买了一些西方的经典著作。我在文革的那个时候，1966年，我才正好上小学一年级，学校都关门了，因为学校要搞革命，所以小孩子们都回家。 那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在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教我识字。识了字以后就要背唐诗、默写唐诗。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童年印象就是很热的天，坐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面，用毛笔默写唐诗，这个就是我童年的一个痛苦的印象，就是别的孩子在外面和知了一起尖叫，而我就是坐在一个很高凳子上，在那儿拿着毛笔写字。

到了文革当中就是不能够学习了，我就在家里看我爸爸所有的藏书。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唐璜，一个历险式的、充满爱情、海盗的、偷情的，反正就是一个根本不懂事的小孩看起来非常眼花缭乱、非常的来劲，我很快就看完了，然后就去看下面一本。就这样一本一本的往下看，然后逐渐到了巴金，巴金那个非常小资调的情感，很细腻的、很知识分子味的那种感情的那些书。那时候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对我的胃口，那个时候十来岁吧。我就看《红楼梦》，也就是似懂非懂，然后就去看《西厢记》。因为我爷爷留下来的是一半有图的、一半是文字的，就是那种巨大的线装的蓝布的书。唉唷，那就是一种狂欢节了。

因为这样看了很多书，因为天性当中的那种敏感，又加上后天混混沌沌的教化，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小怪物。

文革时自杀的观察

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开始听到有人自杀。那时候我太小了，我们院里的小孩说：“唷，严凤英自杀了”。严凤英是当时黄梅戏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演员，大家平常连她的戏票都买不着，这么一个女演员，那么漂亮，她自杀了。她正好就住在我们院子对面的一个黄梅戏团的院子里面，我们通通跑去看她吃了一百粒安眠药后变成什么样子，她原来是个子很高很细长的人，可是她吃药后人抽筋抽成了很短，人抽在一起了， 当时就觉得真是很恐怖，因为我对文革本来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原来文革是这么可怕的，就是这么样地把一个美丽的生命抽得很短小。

当时她丈夫说：“赶快救她啊，救她啊，”她丈夫也是被打成反革命了，“不行，先让她坦白交待，坦白了再救她”， 她丈夫说：“那你先救她啊，不救她怎么坦白啊？”“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就这样，这个人就慢慢地死掉了。

又一次有人说：“你们赶快过去，又有人自杀了。”我们跑过去一看，是一对老夫妇，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抬走了，地上有两个坑，两个老人砸出来的坑，然后我发现冬天的风里面有包糖的玻璃纸在往下飞。第二天我又从那走，很高的楼上，还有糖纸在往下飞。那时我在想是怎么回事，一定是这对老夫妇在他们自杀之前吃了很多的糖才跳下来的。在当时糖是买不到的，那时在中国一家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二两糖，他们吃很多糖，要把他们好几个月的糖票攒在一起，然后再去买糖，买了糖以后，两个人在自杀之前把所有的糖都吃掉了，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他们谈什么？他们一边吃糖一边谈到冤枉啊？谈到孩子？有糖纸被吹下来，在冬天的风里面， 在微弱的阳光里面非常地美丽，就好像这一对老夫妇化成蝴蝶双双飞了。在我七八岁的童年时候，看见那样自杀是非常相爱的一对老夫妇，肯定是被打成反革命，要活不下去了，他相信士可杀不可辱，他想死，那么老太太肯定要陪他去死，他们不相爱到这种程度，他们没有走完这白头偕老的一生，非常甜蜜的一生，他们怎么可能在临死的时候买很多糖，谈了很多时间，把很多糖完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牵着手跳下来呢？这是个非常幽美的爱情故事，一直到今天我都在想。

我们院子里也有很多作家的孩子，他们也读了很多书，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的敏感。也就是我这样的敏感，直到今天影响我形象思维的发展，因为形象思维是作家。艺术家最最致命的一个，最最要害的一个素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象逐渐地随着我成长，从形而下变成了形而上， 就是说关于自杀对于我的文革记忆！残酷东西的记忆，一个是美好的，一个是恐惧的。

我看到还有一种自杀，就是一个很有名女作家，也是个非常自尊的一个女人， 她一听到红卫兵啪啪啪啪的上楼，那种上楼简直就像地狱的门打开了，一群人上来喊着口号，然后她就在这个时候把一百片安眠药吞掉了。他们一边审问一边发现她不对了，已经慢慢失去知觉了，就把她抬去医院，放在走廊里。因为她是畏罪自杀的人，没有资格住在病房里面，只有放在走廊里，因为要插管子就把她全身的衣服都脱掉了，给她盖了条白床单，每次换药换管子或是怎么样呢，她就变成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她一个这么爱尊严的人，平常人家连她的脸都不配看的人，这时候就这样的赤身裸体的躺在走廊上，很脏的男人的眼光就在他身上每天看来看去。那个时候我们这帮小姑娘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就轮流坐在她身边，因为她很难受，她一动就会把单子给弄掉，她就又变成赤身裸体的了，然后我们就又把单子给她盖上。后来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像二流子一样的人，就在我们都已经打盹了，他把一个烟头掉在被单上，因为他不能明目张胆地掀被单，烟头掉在被单上后他就赶紧掀那个被单，要把烟头弹掉，然后就这样看她。就是说我们从这么小，就可以看到，人性可以丑陋到什么样的程度、人性当中那些野的东西！那种比动物还不如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在我以后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我从小对人生的了解，是这样看过来的，我对于形象的这些记忆，能忘掉吗？这就是人性最后成了一个符号，就是人性丑恶的一个符号，已经被高度的提炼提炼再提炼，然后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形象。

形象思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形象记忆里来的，你的记忆能够筛选出一些形象，这是一种感官感知性的记忆，不是科学家的那种记忆，带着这些记忆，然后成长，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军队与战争的历练

我十一岁学了舞蹈，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芭雷舞团的团员，正好我们这个解放军是大西南的解放军，是管西藏的，所以我从小就去了西藏。我一坐下去可以坐五个钟头不起来地写东西，这跟我在军队中那13年铁的纪律是分不开的。还有就是舞蹈演员，世界上最苦的大概也就是舞蹈演员，这些都给了我以素质的训练。

我在我爸爸那儿看了唐璜那样的情感和历险，我又到了西藏自己做了历险的体验，我爸爸对我的要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想我在20岁之前统统都完成了。我20岁时，中越反击战爆发，我要求上战场，就到野战医院去采访.当时我是一腔热情，要保家卫国，到了前线一看，看到那么多战士死的死，伤的伤，残废的残废，和我年龄差不多，我就想，人类为什么要打仗呢？从那一刻起，一个和平主义者诞生了，也就是我，一直到现在。

结 语

我觉得自己幸运，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过这样多的色彩，看到这样多剧烈的戏剧场面能够给我这样的天翻地覆的观念的变化，这样是一次又一次的颠覆我的理想。现在我的理想是什么？就是个人主义，你要自己把自己管好，就是首先要自我树立起来，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你才是完整的。

我在这么多年走过了这么多地方，经过了文革,经过了战争，然后到了海外，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后，我觉得我所有的观念大大的被颠覆了几次，然后重新地来形成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同于大陆的作家的，当然和美国的作家也不同，因为我毕竟是亲自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我像吉普赛人一样到处走、 到处经历生活。我在30岁的时候又变成一个餐馆打工的人，然而30岁前我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出过三本长篇小说，然后又从那个上面啪一下又跌下来，又重新打工，侍候老太太，带孩子，那就是说那种起伏跌宕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

我特别痛恨商业行为的写作，第一我绝对不可能做到哪个导演跟我约一个什么故事，我就能生发出一个故事专门侍候着他。我现在在写的这几个故事都是我孕育几十年的故事，一直都想写，可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所以我觉得为商业写作的人不可能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来，可能会有几个比较幸运的，这些人是可以存在的，但我觉得那都是有太强的功利目的的。文学有时候很像宗教，就是你诚心去做，你要去求这个正果，后来有没有这个正果你是不能去问的，心很纯的、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结果是不知道的，就是你做的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让你健康的、问心无愧的。文学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个打坐、练习定力的过程，对我的身心是很有好处的。

文革就是人性到了一个非常激烈、戏剧化的阶段，我在我的所有的小说中对人性有最多的关注，因为人性永远也不能解释，永远都会让你意外，让你意外就是非常丰富， 其实彻底的反派是没有的，如果反派觉得自己是坏透的人，那他就没有力量，因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道理，坏蛋可以从他的立场上找到他的道理，坏蛋才能活下去。

作家就要有一个完全没有gudgemental的mind，你不能预先的去仲裁一个事情，是不是美，是不是丑，是不是道德，这都是不能仲裁的。一个人只要有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这样做就可以这样做，这是可以被尊重的， 他可怜谁呢！可怜不尊重自己选择的，就是说人云亦云的做很多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