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乐黛云教授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召开，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谨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并向大会组织者欧阳教授和他的工作团队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今天的发言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一、“反本开新”与“参照他者”

　　

　　1997年，当我们在荷兰莱顿相聚时，我们都曾梦想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会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纪。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新世纪看到的却是各种文化陷阱和文化冲突正在将人类引向不确定的，也许是毁灭的深渊。为了救助人类，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一条通向幸福和平的途径。在寻找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回返自身的文化源头以探索新的文化资源，如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反本开新”；另一方面，是以他种文化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可能。

　　从中国来看，近年来，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希望能从六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发掘出对缓解世界文化危机有益的智慧。我只想举一个例子：目前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万物相生相克，广泛联系，互相转化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水生木等）；也有“极高明而道中庸”，“执两用中，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这个“中”并不是“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 ）。多种思维方式的基础是中国哲学认为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种种机缘，其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有生于无”，最后又都将“复归于无物”。既然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之中，那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就成了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重视差别，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成了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这种思想为文化多元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例如从这种思想出发，以不变立场为基础的“世代复仇”就失去了依据，不是“仇必仇到底”，而应是千余年前的北宋学者张载所主张的“仇必和而解”。这种以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参照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所作的现代的选择和诠释显然对世界有益。

　　从西方来看，许多学者也都在重新叩问自己的文化源头，他们更关注的是在他种文化的参照下，对自己熟知的文化，如何进行新的审视和发现。正如法国汉学家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所说的，“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是为了“创造一个远景空间，切断西方人对希腊思想原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他说：“为了再了解和再发现，不得不割断原有的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即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而中国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因为 “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并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这类以中国作为他者，反观西方的著作与日俱增，如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的《迂回与进入》（Le Detour Et L’acces）,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写的《孔子思想发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等等。总之，“反本开新”和“参照他者”的现实需要使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成为可能。西方的汉学研究、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合为一体，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无疑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开创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

　　

　　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对话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和对话有独特的作用。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古至今，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

　　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学艺术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不管作者是否愿意，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很难避免自身原有的文化局限；在被解读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超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文学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的共同话题总是十分丰富的，诸如关于“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人类末日”、“乌托邦想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这就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互识”是对不同文化间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欣赏，“互证”是在互相参证中找到共同问题，证实其共同性，或反证其不同性，以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和沟通，“互补”则是以原来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从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理解和补充。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多次往返对话，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比较圆满的解答，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讨论的视野和前景，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和理解。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此。

　　以上所述，本来就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强调提出，就因为它所处的背景——时间和空间全然不同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大大缩小了不同文化接触的空间。如果说轴心时代形成的四大文化体系或八大文化体系过去只能处于相对独自发展的隔离状态，百年比较文学绝大部分也致能始终停留在同一文化体系内部；而今天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各大文化体系间的文学不能不形成互识、互证、互补和多次往返对话的明显态势。特别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更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事实上，当前许多优秀的比较文学著作都充分体现了上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的内容，如厄尔•迈纳（Earl Miner）教授的 《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宇文所安（Steven Owen）教授的《中国文论读本》、欧阳祯教授的《透明之眼》（Transparent Eye），还有叶维廉关于道家美学的研究，李欧梵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都是明证。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编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不仅加进了《东亚比较文学史》一卷，而且在伯顿斯和佛克马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中也加进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内容。另外，还有许多汉学家的新著，也出现了新的开拓。在中国，这类著作的新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另外，西方与非洲、西方与印度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也都在蓬勃发展。

　　显而易见，西方过去曾经是独立发展的三股力量——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和汉学研究正在逐渐结合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潮流，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比较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以法国的影响研究为核心，第二阶段是以美国的平行研究为核心；那么，现在就应是世界性的、以跨异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跨学科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又一个支柱。由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挑战。科学的发展曾为文学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十九世纪，进化论曾全面刷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二十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亚于进化论之于十九世纪文学。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经历一个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学世纪。人类遗传密码将被破译，人类即可开始探究生命的蓝图。这将深刻地改变现有的哲学、伦理、法律等观念。对于基因的排列和变异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实现，以及人类在宇宙空间存在的心态所引起的种种道德伦理问题，这一切都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类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分裂为“懂科技”和“不懂科技”的两类，其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而“懂科技”也无非是只懂自然科学和技术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引，科学家只是为利润而工作，那么，这种分裂所带来的灾难将是无可估量的。以上这些问题无一不首先显示在文学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预先描写了科学脱离人文目标，异化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时人所面临的悲惨前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和互动必将为比较文学的发展翻开全新的一页。

　　

　　三、中国比较文学的本土性和国际性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中国本地破土而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既不是舶来之物，也不是古已有之，它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它始于推介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外国小说，并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它的根基始终是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学传统。20世纪第一个十年，林纾、王国维、鲁迅的著作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比较文学自存在以来，就是和关切人类生活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1985年，由3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Douwe Fokkema），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艾德礼（Owen Aldridg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厄尔•迈纳，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雪弗列（Yves Chevrel），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Frederic Jemeson）等14名外国著名学者和多名港台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大会,与此同时，我们还举办了由他们担任主讲、并有200余名国内年青教师参加的比较文学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讨论会按当年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老教授所商订的七个专题进行，即“比较文学方法论”、“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诗学与美学”、“东方比较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西神话比较研究”、“总体文学与科际整合”等，大会按照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讨论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 的原则进行，这个原则一直贯彻到如今。

　　中国比较文学20年来一直沿着以上 7 个专题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特别值得推介的有以下几方面：

　　1）对比较文学观念的推进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版了许多比较文学理论探索的著作，

　如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理论专著，以及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比较文学理论新作，在比较文学理论方面前进了一步，主要的推进有如下几点：一、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与互补观念，强调差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并通过文学，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二、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观念，建立了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交流的基本理论。三、探索了东西方文学对话的机制与方法，通过东西方对共同话题的讨论，建设能够相互理解的新的话语。今年8月在山东召开的比较文学全国教学研讨会将在23种教材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总结。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版了许多比较文学理论探索性著作，如乐黛云、陈跃红、张辉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1998），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师大，2000），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以及杨乃乔、方汉文、王向远等中、青年比较文学学者的新著，在原有比较文学原理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世界比较文学观念的推进做出了贡献。主要的推进有如下几点：

　　一、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中国学者首倡以中国古代智慧“和而不同”来指导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主张东方与西方文学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待，促进世界比较文学携手共进。这一独特的比较文学观念，既引导了中国比较文学健康发展，又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观念的进步。

　　二、提出了跨文化、跨文明的比较文学观念。面对全球化语境，中国学者提出了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为基础理论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比较文学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即：（1）以影响研究为基础理论特征的欧洲阶段；（2）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的北美阶段；（3）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在这第三阶段，重点“求异”，即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及其文化或文明的异质性，从异质的探求中发现东西方互补的巨大价值，从“不同”中求差异互补中的“和”，即真正做到尊重差异，才能真正互识互补，才能真正做到东西方彼此尊重的多元并存。

　　三、提出了东西方文化与诗学平等对话的观念，并探索了对话的机制与方法。许多学者皆较深入地探讨了东西方文学与诗学对话的问题，力图建立能够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平台，从深层学术规则中探索东西方不同的学术规则及话语模式，并沿着“不同话语，共同话题”的基本对话路径，参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总结出一套适合中西对话的基本观念。这种对话研究，将中国比较文学观念推进和深化了一大步。

　　2）文学人类学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现代诠释

　　文学人类学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个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包括对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等上古经典的人类学现代诠释，特别是最近出版的第八种——《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这部最神奇难解的上古经典作了极有创见的解读，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种“神话政治地理学”的想象原型标本，也是中华文明一源四方的同心方世界观的文本出处，其中充满了既有妖魔化，也有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的瑰奇想象。2003年出版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叶舒宪）一书，立足本土文化，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见解与可操作的方略。如强调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互动、文献文本与田野文本的互动、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的互动等。

　　3）关于翻译文学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不仅有着二千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且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的数量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据统计，20世纪的最初10年，文学翻译作品占我国全部文学出版物的五分之四。今天，各类翻译作品也占到了我国全部出版物的将近二分之一。文学翻译与一般文字翻译不同，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发展本土的语言。因此，译成中文的翻译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率先出版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谢天振、查明建著）和《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著）最近又出版了《翻译论》（许钧著），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力作。

　　4）海外华文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有很大进展，这种研究从理论上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展开了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近几年来，这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迅速扩展为全球规模的、用不同语言写作的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汇入世界性的流散（Diaspora）文学的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而且还通过总结中国流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有效的对话。中国在全世界的移民为数众多，历史悠久，这种研究必将为未来的世界文学史的重写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最近出版的两卷本《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程爱民编）和《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饶芃子、费勇著）显示了这方面的实绩。目前，南京师范大学、广东暨南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已成为这方面研究的重镇。

　　5）关于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新进展

　　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文学形象学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中，北京大学都主持了有关中西文学形象互看互识的讨论。2000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多元之美”世纪比较文学大会特别突出了文学形象学的主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出版的 8 卷本《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周宁编著）。这部巨著相当全面地汇集了有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塑造的各色中国形象，为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复旦大学的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就是以此为指导的；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古今中外文化坐标上》也是全面讨论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80 年代已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8种，最近两年又以更大规模出版了10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钱林森主编），进一步研究了阿拉伯、俄罗斯、印度等不同文化的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7）关于东方地区文学的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早就指出，由于中国、印度、波斯、日本、朝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悠久的积累，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学理论体系，可惜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知西而不知东”，这是很大的遗憾。近年来，这方面有了新的可喜成绩。1996、1998年相继出版的《东方文论选》（曹顺庆编）、《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卷》（曹顺庆著）涵盖了上述各个东方民族的重要文学理论；《东方文学交流史》（孟昭毅著）分章论述了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和南亚各地区的文学关系；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以中日韩三国文学为基础，开辟了文学发生学的新视野，取得了重要成绩。刚刚出版的《东亚文学导论》从中日韩文学复杂的多边关系出发，整体地研究了东亚文学所隐含的多样性和相似性，是引导学生关注东方文学的一部好教材。此外，比较诗学、跨文化生态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也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当然，以上所说都只能是挂一漏万，难以概括全局。至于在教学方面，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大学都已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设有博士点或硕士点的大学已达50余所，比较文学在许多师范大学特别受到关注，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已在首都师范大学创立，他们的毕业生逐年把比较文学所贯穿的人文精神和国际精神带到了中学。全国中外文的比较文学刊物已出版8种，北京大学和上海师大还建立了大型国际性比较文学网站和数据库。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已达900余人，各地的省级比较文学学会都有自己的活动，最红火的是四川、上海、江苏、广东和山东，另外，陕西、贵州、湖南、吉林等地方学会也都承办过全国的比较文学年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属的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文学人类学学会、传记文学研究会、后现代研究中心等也都在积极开展工作。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比较文学教学研讨会即将在今年 8月15日召开。

无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也很难预测其前景的新时期。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希望。我相信奠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跨文化与跨学科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在消减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等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