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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07讲|周云龙: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方法问题:从摹仿出发

发布日期:2021-09-14访问次数: 字号:[ ]



2021年4月9日下午,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07讲在教四楼213会议室举行,本讲主题为 “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方法问题:从摹仿出发”,主讲人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云龙教授,主持人为陈戎女教授。

周云龙教授毕业于厦门大学,师从比较文学名家周宁教授,其部分学术成果是跨文化戏剧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目。

此次讲座,周云龙教授从西方核心文艺观之一的“摹仿”入手,结合相关理论和学术著作展开个案分析,为在场师生分享了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方法问题。

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1. 什么是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re)?

2. 摹仿(与再现)简史

3. (跨文化戏剧实践中的)摹仿/再现与身份政治。

4. 超越身份政治?



一、什么是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re)?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戏剧学家理查·谢克纳提出“跨文化戏剧”概念来取代所谓的“跨国主义”(internationalism)。谢克纳认为,“跨国”本身就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规定性,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文化观念。“跨文化戏剧”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和思考,进而演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周教授表示,虽然现今的“跨文化戏剧”概念与谢克纳最初提出时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言人人殊的“跨文化戏剧”概念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交集,即对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戏剧元素的整合与挪用(appropriation)。这一交集是理解“跨文化戏剧”的关键要素。

谢克纳曾提及,在“跨文化戏剧”这一术语产生之前,这类实践就广泛存在,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新剧(Shingeki)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话剧都是“跨文化戏剧”。周云龙教授以中国话剧为例对谢克纳的观点进行了解释:中国话剧并非本土的戏剧样式,它的生成拥有广阔的全球化背景,其中融合了多种外来和本土的元素。周教授指出,谢克纳对跨文化戏剧的描述,让他想到了萨义德在《东方学》的第一章所谈到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针对这一问题,萨义德在书中例举了两部古希腊悲剧,分别为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萨义德对这两部悲剧中出现的东方形象作了如下界定:《波斯人》表现了一种被打败的、悲泣的亚洲形象:《酒神的伴侣》表现了一种对西方而言是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东方形象。这两种形象构成了西方想象东方的两种原型。周教授认为,萨义德在《东方学》中选取的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从古希腊悲剧开始戏剧就具有了跨文化性。根据以上内容的梳理,周云龙教授对何为跨文化戏剧作了总结:跨文化戏剧不是分类学体系下的戏剧类型,而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实践途径。


二、摹仿(与再现)简史  


摹仿与再现的关系是理解跨文化戏剧的前提。

周云龙教授称,既然跨文化戏剧实践总是涉及对不同戏剧文化传统或隐或显地挪用,那么它就必定内涵着一个对异质戏剧文化摹仿与再现(representation,又译作表征、表述或代表)的过程。例如,中国京剧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就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种摹仿与再现。作为一个古典诗学的概念,摹仿在古希腊有很多论述,最典型的如画家宙克西斯和帕拉西奥斯竞赛的故事。这个著名的例子说明了摹仿在其起点处就暗含一个跷跷板般的二元结构,其两端分别是符号/仿制与实物/本源。周云龙教授认为再现是一种关系状态,符号和实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再现的政治意义面向就是代表。

摹仿作为古典诗学的关键词,在后来西方文论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挑战。从浪漫主义时期的表现说,到20世纪30、40年代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再到20世纪中后期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摹仿”不断遭遇批判或冲击。当代文化理论家霍尔在其著作《表征》中,从构成主义的角度对再现(“表征”)进行界定:“被呈现的内容、方式、人们所选择的对象与实际呈现物之间的距离、悖论、呈现者的意图,以及所呈现的意义或符号的消费,构成人类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交流的表征系统。”周云龙教授如此解释:人类在交流的过程中依赖符号,但是符号表意过程具有约定俗成、延宕中介以及彼此互相依赖等特征。比如“照骗”的说法,就说明了符号指意实践的不确定性和完美再现事物的不可能。


三、(跨文化戏剧实践中的)摹仿/再现与身份政治

周云龙教授结合一些经典案例,讲解了跨文化戏剧实践中的摹仿/再现与身份政治问题。

周教授通过分析高坦·达斯古普塔(Gautam Dasgupta)评论彼得·布鲁克的《摩诃婆罗多》(The Mahabharata)的案例,展示了“东方主义”话语中的身份政治怪圈。达斯古普塔看完彼得·布鲁克对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改编后,毫不客气地批评这场演出充满了东方主义偏见,用不尊重“实质”的摹仿再现/代表了并不在场的印度文化,改编丢失了史诗中根本的“印度性”(Indianness)。达斯古普塔的批评中,身份政治议题浮现。何为身份政治?周教授引用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现代的身份观念推崇本真性价值,它建立在对内在性(inner being)不允许被表达的确认上。”达斯古普塔所说的“印度性”就是福山“内在性”的一个例子,当想象的内在性遭受外在压抑时就会产生身份意识。因而达斯古普塔要否定的其实只是西方戏剧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扭曲地再现/代表了东方,而并不真正否定再现本身。

接着,周云龙教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达斯古普塔的论述是萨义德式的吗?达斯古普塔在论文《<摩诃婆罗多>:彼得·布鲁克的东方主义》中确实引用了萨义德的“东方学”观点,但达斯古普塔的批评看似是萨义德式的,其实是反萨义德式的。对照《东方学》可以看到,达斯古普塔对布鲁克跨文化戏剧实践的东方主义批评,显示出他对再现的深信不疑以及对身份政治的再次构建,其实落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

西方戏剧对东方元素的挪用很容易被指责为“东方主义”,而东方戏剧家对西方戏剧进行跨文化改编,则常被认为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周云龙教授分析了陈小眉的著作《西方主义》,继续深入探讨东方戏剧摹仿西方戏剧所隐含的复杂问题。陈小眉在书中表明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套路。她认为,简单地将文化帝国主义视作西方对东方的压抑是不妥的,西方戏剧进入中国本土会被重新改编并赋予新的意义,这新的意义就变成中国对抗本土权力结构的积极因素。与达斯古普塔评论彼得·布鲁克改编《摩诃婆罗多》的案例相比较,《西方主义》的批评路径显然更具有启发性:它不再赋予某个跨文化戏剧文本的“原意”任何优先或特权,从而避开了跨文化改编中本源与仿制、西方与东方、再现/代表与缺席等二元对立项,把重心转向本土“此时此地”的意义创制层面。

周教授指出,陈小眉的观点也有其缺陷所在。因为她的出发点是否认纯粹的东方或西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可以成为东方自我的组成部分,所以《西方主义》的论证,其实是把当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的思考方式从国族引向了全球,西方主义式的跨文化戏剧实践本身被解读为一种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戏剧化的事件/表演。那么,观众的范围就不能局限于“中国”,但陈小眉却始终在“中国观众”这个范畴里面讨论西方主义戏剧的意义,忽略了观看当代中国(戏剧)的另一个群体:西方观众。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舞台上的西方戏剧所表达的情感主题、美学倾向,对中国观众而言都是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这些审美体验在《西方主义》里被解读为“集体主义”式的政治创伤疗愈,被整体化为一个压抑的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话语”,似乎“中国观众”已经丧失了或天然地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来自“西方”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义》的写作强化了西方关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的刻板印象。


四、 超越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几乎成为当代跨文化戏剧研究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那么,我们能否超越身份政治的框架继续推进跨文化戏剧的研究呢?

跨文化戏剧及其研究中的身份政治所裹挟的新殖民主义、族裔中心主义等问题,引起了德国学者费舍尔-李希特的不满和困扰。针对跨文化戏剧中的身份政治问题,费舍尔-李希特构想了一个新的术语“交织表演文化”(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以取代前者。费舍尔-李希特用织布描述戏剧作品的生产,“踪迹”(trace)、“起源”(origin)作为关键词,很容易唤起我们关于德里达解构起源的联想。事实上,费舍尔-李希特的表演文化关系设想也与德里达的解构思路非常相似,甚至可以作为对德里达思想的一次“摹仿”。在论及其戏剧构想遭遇语言上的困难时,费舍尔-李希特举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气”的例子。

德里达在批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沿用16世纪以来欧洲书写把中国幻象化(为差异)的习惯性做法。中国哲学概念的“气”既直观可感又深奥莫测的性质,和德里达再现中国(文字)时一样,李希特在建构其戏剧观念时,又重复了关于中国“既神秘又浅白”的刻板印象。李希特既摹仿了中国传统,又摹仿了德里达,她跨越文化边界的激进思考依赖了既有的“西方—东方”边界划分,是一次乌托邦式的幻想。

然后,周云龙教授提出了讲座的核心问题:身份政治似乎已经是跨文化戏剧实践的地平线,我们还有可能超越它吗?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提出的欲望三角机制观点,为超越身份政治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可能性。为了帮助现场同学更好地理解欲望三角机制,周云龙教授例举生活中普通人摹仿明星穿搭的现象予以解释。摹仿的主体(普通人)、客体(明星的穿搭),中介(明星)构成了欲望三角,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摹仿的冲动,正是因为摹仿的冲动吸引主体(普通人)对明星的穿搭产生了欲望。“在我们考察的欲望的所有变体中,我们不仅遇到了主体和客体,还有第三个在场的因素:竞争对手。正是竞争对手才是欲望的支配性角色。”吉拉尔通过把“摹仿”设定为第一术语,颠覆了把欲望作为本源的传统假定,反过来,摹仿也不再是对某种规范或优越性的拷贝。摹仿成为第一性的而非衍生性的力量。

周教授说,吉拉尔对戏剧的跨文化批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范例。比如,在解读《威尼斯商人》时,吉拉尔以令人叹服的文本细读功力,提炼出一个既有的批评从未触及的问题,即该剧中犹太人夏洛克与威尼斯人之间诸多的(比如金钱主义方面)相似性。吉拉尔特别就金钱与人道混淆的层面展开论述,指出夏洛克神秘而怪异地坚持要威尼斯人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其实是对威尼斯人把人商品化行为的摹仿。他认为,既有的研究强调和夸大犹太人与威尼斯人之间的差异,造成了理解上的误导。事实上,在威尼斯,贪婪与仁慈、骄傲与谦卑、同情与凶暴、金钱与人肉,这些看似对立的指称都在相似性中合二为一。夏洛克作为高利贷者和悲剧英雄两种对立的形象,产生于传统解读中把犹太人和威尼斯人视为永不交叉、独立、静止的实体,但吉拉尔的解读颠覆了犹太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差异不可逾越的流行观念。至于如何把吉拉尔独树一帜的摹仿论述转换为跨文化戏剧研究中的有效方法,还有待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问题脉络中做出复杂的语境化工作。

最后,周云龙教授强调,没有哪种理论框架可以作为万金油来使用,不应该试图用某个理论框架去套有待分析的文本。针对如何把理论转换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视野,周云龙教授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不断锤炼文本细读的基本功,二是把理论语境化、问题化。周教授还不断强调他的讲座是开放式的,未完成的,仅仅是在尝试着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某种可能性。


周云龙教授具有理论深度却又深入浅出的演讲引起了在场听众们的广泛思考,生动形象的举例分析拉近了听众们与相关学术文本之间的距离。陈戎女教授评价周教授理论功底深厚,其理论研究是“取他山之石琢自家之玉”的优秀范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柳老师,结合其博士论文《足尖上的意志:芭蕾舞剧的<红色娘子军>的表演实践与当代演说》对摹仿与身份政治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回应。在场的硕士生胡彬彬就齐泽克的“幻象”是否与吉拉尔的“欲望三角”有相似之处向周教授请教,周教授以当下的热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的某个镜头的暧昧人称及其可能的吸引力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讲座最终在听众意犹未尽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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