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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教授受邀主讲跨文化系列讲座第89讲

发布日期:2018-06-08访问次数: 字号:[ ]


比较文学研究所 王一晴


2018年5月11日下午,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傅谨教授应邀前来北语,进行了题为“梅兰芳与京剧的跨文化交流”的讲座,本次讲座系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89讲,由陈戎女教授主持。整场讲座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介绍梅兰芳在1949年之前四次出访的情况。第二,分析戏剧与跨文化交流的动机。第三,阐述文化交流的果实。三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不仅使听众对梅兰芳的海外出访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也引发大家对于京剧文化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更多思考。

讲座伊始,傅老师首先说明,梅兰芳在1949年以前的四次出访中,还不具有国家给定的身份。梅兰芳在中国京剧界堪称天王巨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但若论艺术成就,在梅兰芳的前时代、同时代都有可与其媲美甚至超越他的京剧艺术家。然而,艺术逻辑与商业逻辑是不等同的,梅兰芳的演出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而这也成就了他第一次赴日演出。

由此,傅老师转入四次出访的讲解。

1919年,梅兰芳应大仓喜八郎之邀到日本演出,大获成功。这里有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一是帝国剧院为这场演出开出了史无前例的高票价——10日元,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当时日本本土著名歌舞伎演员的演出票价。二是为降低商业风险,演出的前后段均安排了歌舞伎表演,中段是梅兰芳的演出。三是此番演出中评价最高的两部剧目为《天女散花》和《御碑亭》,而《御碑亭》在中国国内则鲜有评论。对这样的跨文化现象,傅老师给出了解释。《天女散花》作为一出古装新戏,从故事情节上看戏剧性较弱,但表演性强,很具观赏性,如甩水袖等。这与日本古典艺术有相通之处,歌舞伎传统使得日本观众更容易习惯这类舞蹈成分多的戏。另一部《御碑亭》(别名《王有道休妻》)是一出传统戏,故事性极强,人物间的情感丰富,尤其是亭中一夜以及休妻场景所展现出的女人公内心复杂、多层次的情感十分有看头,而这也正是梅兰芳表演的长项。《御碑亭》这出戏本身与日本文化并没有相似性,但它的艺术性、它表达的情感是超越文化的,日本观众自然地产生了共鸣。

1924年,梅兰芳第二次赴日,演出了《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贵妃醉酒》、《黛玉葬花》等。此轮演出中,不再有搭配歌舞伎演出的商业化考虑,而是纯粹的独立演出。期间,因为传统京剧时长的灵活性与日本剧院西化的抢点制度的摩擦,也发生过一些趣闻。但总之这趟日本之行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演出。

1930年梅兰芳访问美国,演出规模更大、产生的反响也更加热烈。傅老师谈到,美国之行在梅兰芳自己看来依然是一次商演,但对于促成其演出的那些人来说,则是出于多种考虑。此前在美国已经有过中国戏曲的演出,但都只是面向华人群体,而梅兰芳演出的目标观众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梅兰芳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是跨文化戏剧研究中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且值得探讨的话题。在齐如山关于梅兰芳访美的记载中,除了叙述他自己的贡献,也提及了促成梅兰芳访美演出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如司徒雷登、胡适、张彭春等。在美国,梅兰芳受到了极高的礼待,如有知名政客出席的欢迎酒会、每到一座城市由市长接待等等,他甚至在演出期间获得了由波莫纳学院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此种礼遇是之后访美的斯坦尼拉夫斯基也未曾享有的,因此依傅老师所言,梅兰芳正如同一个神话。

1935年梅兰芳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演出,同样受到了极高的礼待,例如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欢迎委员会,包括爱森斯坦、高尔基等人,爱森斯坦还专门拍摄了《虹霓关》的电影,高度评价梅兰芳的演出。苏方针对梅兰芳的演出举办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梅兰芳的艺术得到无与伦比的评价。这次座谈会是一次“史诗级事件”,也是跨文化交流领域内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接下来,傅老师分别分析了这四次出访中所体现的戏剧与跨文化交流的动机。1919年,囿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大仓希图利用梅兰芳的演出缓和中日民间的关系,但梅兰芳自己并未预料到这些问题,他的动机纯粹是为了传播中国古典艺术。起初,他的演出也遭遇了日本国民与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质疑,但随着演出的进行,质疑的声音也逐渐削弱。1924年的演出有两个契机,一为祝贺大仓米寿,二为东京地震后帝国剧场重张揭幕演出。但傅老师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一次纯粹的商演,其他的动机都不是决定性因素。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更注重西方主流社会的反响。此行的指向性很明确,是比较纯粹的文化交流,没有太多商业动机,也没有文化之外的如外交的动机。1935年的苏联之邀是一次文化外交,由于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斯大林希望通过邀请梅兰芳访问演出适度缓和两国关系。

但是,梅兰芳的四次海外出访尽管出于不同目的,文化交流的果实依然丰富多彩。

傅老师将首次赴日之旅概括为“10日元的票价和虚荣”。部分人认为恰恰是高票价决定了梅兰芳日后演出的成功,因为能够去看梅兰芳演出,似乎可以成为一种证明自己财力和文化鉴赏力的方式。另外,梅兰芳的精湛演出使近代脱亚入欧的日本人重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典雅和精致。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文化一贯保有一种敬意,但明治维新后,敬意渐渐消退,而梅兰芳的到来使得这种敬意再次高涨。

此外,梅兰芳的赴外演出也促使我们思考歌舞与戏曲表演的关系。傅老师特别强调,如果认为梅兰芳的访美对于美国的艺术表演产生了任何影响,那一定是一种幻觉。斯坦尼才是真正改变美国戏剧的人,梅兰芳并未留下什么。然而访美之行给梅兰芳自己带来了改变。在美演出时,由于担心美国人看不懂,梅兰芳倾向于选择歌舞化的戏,专门选出一批舞蹈作为重点演出。当然,这也源于斡旋和确定演出剧目的张鹏春对于美国文化的理解有所偏差。总之,当时美国观众所欣赏到的梅兰芳演出是不是真正的戏曲表演,人们仍有疑问。而这也是他的演出未曾对美国艺术带去更多影响的一个原因。演出后,大概梅兰芳自己也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有所改变,之后他出访苏联时,便采用了其他的表演方式。对于这一问题,傅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戏曲文化交流中应有文戏和本戏,用中国人的方式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人的情感取向、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

谈到梅兰芳访苏的影响,傅老师指出,实际影响与斯大林的预期不同,但主要和三个人联系紧密:梅耶荷德、布莱希特和格罗托夫斯基。当时苏方举行的座谈会上,苏联学者多为受到冷遇的梅耶荷德辩护,认为梅耶荷德的戏剧思想在梅兰芳的表演中得到了体现。布莱希特在梅兰芳的演出中看到了另一种演出样式,通过对梅兰芳的“误读”,他发展出自己的戏剧体系。格罗托夫斯基也从梅兰芳的京剧中发展出自己的贫困戏剧理论。可以说,梅兰芳的访苏演出结出了触及到西方戏剧核心的、比访美演出更有意义的结果。

最后,傅老师总结到,梅兰芳的出访演出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范例,至今没有其他艺术家能够企及。文化交流还是应该选取本民族最优秀、最有特性的产品,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此外,在讲解中,傅老师还提起梅兰芳与冯四爷的交往、梅兰芳与胡蝶同行苏联等轶事,也就京剧中压轴戏与大轴戏的区别、京剧不演全本戏及演出灵活性等京剧传统做了补充。傅老师整场讲座完全脱稿,而引用资料之详实,分析中的抽丝剥茧,语言的风趣生动,正如陈老师的点评,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获益匪浅。

讲座后的交流中,大家就“胡适对梅兰芳访美的具体影响”、“梅兰芳的出访身份”、“为什么唯独在苏联召开了史诗般的座谈会”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地讨论。在收获知识的愉悦与渴求更深探讨的不舍中,整场讲座落下帷幕。出席本场讲座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周阅教授、艺术学院的张淑红老师、培训学院的孙亚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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