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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教授受邀主讲跨文化系列讲座第88讲

发布日期:2018-06-08访问次数: 字号:[ ]


比较文学研究所 段盛雅


2018年4月12日下午,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导王立新教授应邀为北语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主题为“希伯来启示传统与‘神义论’命题的演变——以《约伯记》为中心”。讲座由陈戎女教授主持。

王立新教授首先强调,“二希”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故而研究希伯来文学和文化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可以贯穿历史,启发今人。

关于讲座的主题,王立新教授首先指出,宗教话语中的“启示”并非日常语境中的“启发”的含义,而是指神将人依靠自己的智慧无法知悉的奥秘揭示给人的特殊现象。因此,这种启示是由上至下的,不属于世俗的智慧,而属于“灵智”的范畴。从文学研究角度看,关于启示的叙事通常会伴随着“异象”这一艺术修辞手段的使用。

 “神义论”则是指人对神的公义属性的认识和言说。“神义论”所论及的神通常指如“亚伯拉罕系列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道德化了的神。它有两方面特定内涵:其一,神的公义属性是其本质性的属性之一。《出埃及记》中,摩西曾询问上帝如何向以色列人述说上帝的名,上帝回答:“I am, I shall.”(我是自有永有的)。以神的存在论为基础,神基于自身存在而具有公义的属性,是其根本属性,不容置疑。其二,神的公义属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体现为神意决定论和神意目的论的统一,在人类个体和民族叙事的层面上则体现为一种道德化的伦理秩序的建构。因此,在传统希伯来公义传统下,人无论面对何种结果,都是神公义性的体现。

《希伯来圣经》在内容上与基督新教的《旧约圣经》基本一致,两种称谓分别来自于学术界与基督教。而按照希伯来自身文化传统,其名为《塔纳赫》,是希伯来语中构成这部经典的三个组成部分(律法、先知书、作品集)首字母的相加。

与基督教《旧约》划分方法不同,《塔纳赫》将反映其民族早期历史的四卷文本作为“前先知书”与十五卷真正的先知书卷一道均视为“先知书卷”,由此形成了“律法传统”、“历史-先知传统”和“智慧传统”三大叙述传统。这三大传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律法部分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是永远不得改变。“十诫”代表了希伯来律法的基本观念。从宗教角度看,先知的话语是耶和华根据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境遇给予新的启示,是对以色列人的督劝和警示。从学术角度看,由于律法的精神不可改变,以色列民族需要借用先知书为其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提供依据。圣录(作品集)则是以色列民族信靠耶和华的历史和精神写照。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这个民族与神的特殊关系。按照希伯来文化自身的认识逻辑,律法来自于西奈启示;先知为耶和华所拣选;圣录由与启示神学紧密相关的创造神学和自然神学作为支撑性的观念结构。

存在于《塔纳赫》中的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事实上是一种“被叙述的历史”,但通过合理分析和解读,我们仍然可以建构起对古代以色列民族发展的基本认识。以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为分水岭,以色列民族的古代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均与神义论和启示有密切关系。

古代以色列民族早期神义论观念的基础来源于西奈立约的民族记忆。神与人之间所立的圣约体现为一系列具有约束性的具体的律例、典章和法度,统称为“律法”。其中,“十诫”代表整个立约与律法观念的精髓,从属于第19章到第24章这一更大的律法叙述板块。这一板块的五个部分以一种从启示到颁布律法再到启示的律法叙述方式。将立法者视为神,从而使民族律法具有神圣起源的观念,是古代以色列民族所独有的。从内容与形式上看,“十诫”体现出了“神律”与“民律”的合一,信仰与道德伦理的合一,也体现了律法的命令性与耶和华的公义性。律法的颁行使得从此之后希伯来的文化开始不断超越其旧有的文化土壤,彰显出独特的民族特质。早期以色列民族对耶和华的信仰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成书于“巴比伦俘囚”时期的《约伯记》则体现了面临国破家亡遭际的选民国度对这一惨痛际遇的思考,显示出“神之义”与“人之义”的激烈矛盾,象征着希伯来民族“神义论”的成熟。

考察《约伯记》的文体风格可以发现,文本中将散文叙述(1-2,42:7-17)、智慧对话(3:1-27:23)、智慧诗(28全章)、约伯自我辩护的最终的发言(29-31)与神对约伯的回答(38-41)四个异质部分并置在了一起。王立新教授认为,作者是有意并置这四个无论思想还是文体风格均有很大差异的文本,从而纾解希伯来民族深刻的思想危机,最终使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神义论发生了转变,这在客观上将《约伯记》塑造成了一个复调式的文本。(《约伯记》文本的复调属性应该更倾向于米兰·昆德拉关于音乐复调的阐释,而非巴赫金的小说复调理论。)

《约伯记》是以教谕性的散文体开篇的,这一文体本身蕴含着将道德价值和责任传达给读者的特殊功能。读者在阅读这一叙述过程中无权打断叙事,相反地,读者要“被迫”接受邀请,担负起作为一个见证人的责任。在《约伯记》开场的散文叙述中,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叙述者对约伯的关系完全是超越性的,他将约伯当作一个教谕的例子。这种叙述中包含着呈现一元真理的强烈激情,神的评断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体现。叙述者成功地把这种对“真理”探索的激情传达给了读者,也为文本的后续展开确定了最初的主旋律。

接下来,《约伯记》突破了散文开场部分的封闭叙述,将智慧对话这一截然不同的文体形态引入了文本。这一文体风格的诗学特质,在于以承认对话的价值为前提而建立起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然而,在约伯与三友的对话中,对话文体的此种作用失效了。从根本上看,智慧对话的失败是由希伯来宗教文化中,神人关系的本质是启示与服从关系导致的。此时的约伯已经对神的公义发生了质疑,而三友仍试图以传统神义论的立场说服约伯,因此这种对话实质上是一种“伪对话”。

《约伯记》第28章引入了作为智慧诗的第三种文体,无具体论辩针对性的普适教谕倾向再次具有了一元真理言说的性质,并宣称人类无法探究智慧。当我们将约伯的陈词与神的回答置于统一观照下,可以发现神和约伯的话语之间构成了启示与被启示基础上的“求问—应答”模式。自我称义的约伯宣告了他所理解的世界秩序,但上帝在旋风中的回应(《希伯来圣经》中的经典启示意象)揭示出约伯对利维坦所代表的经验世界之外的另一重存在的无知。这种经历让约伯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与智慧的局限性,继而驯服于上帝。

《约伯记》启示希伯来民族获得对神公义属性的重新认识。面对近东状况的巨变,希伯来民族跳出了“洁”与非“非洁”的二元对立体系。此后,《希伯来圣经》开始彰显出世界主义的因素,为基督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跳出希伯来文化的逻辑,王立新教授认为,在人对神的信仰中,“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能被完全抛除的。在《约伯记》中,约伯在一切“失而复得”后,平静安详地接受了一切幸与不幸。这揭示出人与外在于自己的世界之间无法回避的不确定性处境,从而构成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悲剧意识。

王立新教授对古希伯来语的熟练运用,对《圣经》生动幽默又极为深刻的讲解,让北语师生不仅对《约伯记》的“神义论”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也对人的生存状态有了进一步的体味与认同。讲座完毕,师生们就启示中的知识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讲座长达近两个半小时,之后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华学诚教授勉励人文学子,做学术研究必须注重两个层面:一是要把握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二是要重视原典研究。出席本场讲座的还有人文学院李玲教授和黄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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