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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研究  
2015年的海外华人小说:昨日重现

发布日期:2016-02-01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字号:[ ]


若迅速搜索2015年间读过的海外华人小说,从心底跃出的词条,往往都是令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年代故事”是属于2015年海外华人小说的关键词;古典化已成为海外华人作家明确的艺术探寻。

华裔小说

2014年末有个重要新闻,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被一位华裔女作家获得,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为作者伍绮诗(Celeste Ng)赢得了众多国际粉。不得不说,出版界真是敏锐,2015年6月,中文版《无声告白》发行。我们在阅读过汤婷婷、谭恩美、哈金、李翊云的小说后,又发现了伍绮诗。对于读者而言,每一位华裔作家都有独立的艺术个性,这就是阅读制造的快乐和幸运。

小说讲述的是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移民故事,只关于压抑与自由。莉迪亚被公认的优质女孩,突然死了。家人、同学、邻居都十分震惊,大家得出共同结论:她一定是被谋杀的。随着调查展开,一家人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如果说,作者是通过揭示莉迪亚死亡的真相,解析一个混血女孩真实的情感、需求、理想,不如说是由此事件激发每个人(不分年龄、性别、种族)认识自己的潜能。悲剧成因,并非只是种族(华人)歧视和性别(女性)歧视,而是一辈子都被要求能满足别人(父母和美国)的期待。詹姆斯竭力摆脱“异类”的阴影,玛丽琳要证明在任何领域女性都能拔得头筹,内斯和莉迪亚背负着父母的怯懦、不甘和野心。我常想,很多作家是一直努力用作品证明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胳膊是好的,但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人是好的。“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无声告白》举重若轻地提出并解释人类普同性的问题,它满足了一部好作品的根本要素。

《无声告白》中,家庭教育是故事的基石,这是当前海外华人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题材。之前华文小说明确以中西教育观对比为主题的有沈宁的《莲莲和莫妮卡》。与此不同的是,《无声告白》虽是中美组合家庭,但詹姆斯和玛丽琳却不约而同地以中国式的“编织针”理念把孩子严密包裹在父母的期待之中。莉迪亚以自沉于湖底控诉她的压抑和愤懑,内斯以迫切的逃离摆脱父亲预设给他的“理想”。即使是三兄妹,内斯、莉迪亚和安娜之间,也都是隔绝和陌生的。伍绮诗温情地描述了兄妹的两次独处:一次是小时候,内斯带莉迪亚偷溜去湖里游泳;一次是濒临绝望的莉迪亚却在哥哥房间仰望到浩瀚星空。寂静时,无声处,两人都瞬时感受到了曾被家庭封存的自由。内斯和安娜终将莉迪亚放在了心里,“将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我都愿意告诉你。”最终,倾诉让人不再孤独。

战争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年度热词。在海外华人文学中,陈河于2009年发表的《沙捞越战事》独树一帜,在国籍和种族间如何取舍成为折磨“丛林之王”周天化的痛苦渊薮。战争让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人与死亡近在咫尺,我们总是围着死亡打转”。(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

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是一部值得阅读与品味的作品。它描绘了“战争时代”,战争给予人的最大启示是珍惜“自由地活,自由地爱”。父辈“用艰苦的战争结束了战争,却没有彻底结束暴力”;子辈“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对付暴力和暴力后遗症的道路”。

“疯狂”的可以是战争、时代、人性、爱情,是“浪榛子”B-25和B-24J,而南嘉鱼是名副其实的“浪榛子Ⅲ”,她的“疯狂”是离经叛道。小说最大的亮点聚焦在《战事信札》,它既是范笳河战时生活的记录、中美友谊的见证,又凝聚着战乱时代的爱情。

作品刻画的“战争”有两层含义。一是“二战”,由舒嗳、范笳河的故事来承载,但真实战争的经历由第14航空军的马希尔战队来讲述。一是人性,由“青门里”的两家人:南诗霞、黄觉渊/舒嗳、颐希光去承载,回忆“抗日”与“文革”的受难点滴。范笳河临终写给舒嗳的祭文,承担《战事信札》续篇的文学功能,解开“浪榛子”的身世之谜(舒嗳女儿)。宽阔的时空充盈在小说中,“分”与“合”引领叙事的节奏。颐、黄、范三家终因血缘聚合在一起。

袁劲梅选择回首“战争”,小说里的主人公无论年龄、性别、国籍,读者都能从文字中抽离出一条相似的人生轨迹,即“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路”。作者心中正确的路是什么?“地球的轨道只有一条,可以叫正道。”小说后半部分“浪榛子”的失踪大哥戚道宽和宋辈新的融入稍显叙事累赘,结尾在忠勇亭的家祭也有些程式化,略为刻意营造一个大团圆。

严歌苓的《护士万红》(小说以单行本发表时题目改为《床畔》)也写了一个战争年代理想与现实撕裂的故事。她选择20世纪70年代的中越边境战争,却不同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叙事视角,而是通过普通女护士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持续的个人行动,重审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并放置于时间线索中回溯和解读其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万红牺牲自己的一切“实体”幸福,如物质之欲、异性之爱、儿女之乐,执著地保护已成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在外人眼中,她的行为近乎偏执;而对于她而言,信念不灭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万红一再近乎疯狂地寻找证据来证实张谷雨不是植物人,根本原因在于这正是她确定英雄主义存在的方式,也是证实自己人生观正确性确凿无疑的方式。严歌苓通过《护士万红》凝视与反思“英雄”的生命和“英雄”的行为,更是郑重地将英雄主义寄托在万红这个人物身上,等待它在当下的复活和持续。

“70后”

海外“70后”华人作家以不同于其他代际华人作家的“行走”姿态游历中西,向民间寻根。无论在乡村还是都市,平民成为他们投注深切关怀的对象,作品中顺势而下的是自由的情绪和缄默的感伤。

不同于“50后”的苦难和“60后”的质疑,海外“70后”华人作家的作品是节制的。他们习惯从日常叙事中,通过呈现模糊而暧昧的人际关系,逐步描画中国形象。而目前创作较为纯熟的“70后”作家,特别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守护中国文化与艺术,如山飒、葛亮、张惠雯。他们不会执著于将怀乡恋土的“乡愁”情绪直接倾泻笔端,而是在典雅语言中注入中国古典诗词的感时伤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70后”作家更偏爱传统审美,倒是与“30后”(於梨华、白先勇、丛甦等)达成了某种艺术共识。

张惠雯的《旅途》开启疗伤之旅,波士顿-洛杉矶-内华达州,空间与情绪由并行化为交织,行走的意义在于清空心理郁结。若概括其短篇小说集《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的艺术风格,那就是平静的忧伤。《月圆之夜》提到的“对于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情欲、恶念甚至某些纯真的渴求,我可以尽情猜测,却永远也无法确定”可被视为这部作品集的思想主线。张惠雯用清丽的文字,从揣度中反转现代人情感世界的表里。每一个故事都陷入一种情境,作者陪伴读者共同推理行为的动因和事件的结局。纵观张惠雯近来的小说,对情绪的表达优于对故事的建构,她作品的独特性源自温婉从容的文学气度。

葛亮小说有相对明显的个人特质,他通过持续的创作强化对自然、绘画、音乐、城市、历史的偏爱。细读文本,创作者要抵达的文学彼岸,正如“70后”台湾作家吴明益所说:最终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新作《北鸢》充满浓郁的古典情致,以华丽婉约的语言道尽了卢文笙与冯仁桢之间的寸断柔肠。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北鸢》(删减版),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将文笙归置于其孩童时代,代之以讲述昭如、昭德姐妹的动荡人生以塑造乱世女性的柔顺与坚强。《北鸢》是柔性叙事,流动着昆曲婉转风流的气韵。与《朱雀》仅以“南京”作为写作地标不同,葛亮在《北鸢》中将“民国”视为历史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无论是文笙的漂泊,还是昭如的沉浮,“民国故事”涌动着作者的“悲悯情怀”,它既收藏着葛亮对人间世情的悲悯,又激起受众对平凡人生的悲悯。与白先勇不同,葛亮没有书写对自我境遇的悲悯,而白先勇在回忆民国风物时则多了一份对个体、对家族的今昔慨叹和生死叩问。

年代

在2015年的华文小说中,年代故事是写作热点,20世纪和21世纪里的特殊时期都成为创作者确立的时间坐标。

薛忆沩的两个“12月31日”,比《空巢》精彩。他是喜欢写城市的作家,也关注中国当下生活。《1999年12月31日》中叙事迷宫的线头是妻子留书出走,朋友死亡的噩耗、妻子留下的空白成为迷宫的组织。《2009年12月31日》,“X”临时决定回国奔丧,与恋人欢爱、与亲属争产、与同学聚会,依然难以抵消“X”被“家”、“人”共同“遗弃”的孤独。从创作思想看,无论是《1999年12月31日》还是《2009年12月31日》,薛忆沩都在告诉读者,庸常的生活中依然有思想的“花园”,他从中窥见了无穷的“可能”,以及“可能”之间的小径。“这样的生活”就是两座“花园”的构造主题。

如果说《死着》是张翎对“何为真实”的思考,那么《流年物语》是她对“怎样叙事”的实践。从内容层面来说,张翎回归了最擅长的年代叙事,定格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反右”、“文革”、改革开放是连缀小说的核心事件。作者的视点在同一个家族的三代人里流转:全崇武—叶知秋—朱静芬;刘年—全力—全知—招娣;思源—欧仁。从技术层面上看,张翎首次用10个具体“物”为主线,组合三段浸润着悲凉的人生。有意味的是,每一个物的生命都呼应着一位主人的生命。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手表、苍鹰、猫、戒指、铅笔盒,个体拥有同样的超能力“天眼”,它就像“世上编得最细密的筛子,没有哪一样东西能漏得过我的网眼”。10个“物”,本质上都是自由洒脱的,它们游走城市,穿梭人海,见证和保护着各自主人的伤感、欢乐与耻辱。在流逝的光景里,人性的复杂诡谲遮蔽了真相,只能由没有悲喜的“物”来阐释特殊年代中生命的真实。

不可否认,我们在研究上世纪7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时候,忽略了蒋晓云。今年,大陆出版了她的《掉伞天》,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人的故事的再回首。蒋晓云的小说是小格局,但满含绵密的情意。男女的激情、怨情、留情、错情,在《掉伞天》《乐山行》《姻缘路》中被识破,故事包裹着“鸳蝴派”的痴嗔怨叹和张爱玲的冷静隽永。《掉伞天》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正像作者笔下波澜不惊的人生,不经意间呵退了世间肆意的浮躁与焦灼。

由此,引出不能被忽视的、归属张爱玲的《少帅》。它是年代作品,也是实事作品,作者讲述属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1925-1930。张爱玲偏嗜历史特有的一种韵味,也就是人生味。小说没有她之前作品的巧思与警句,“惨淡经营的伏笔和结构”(《少帅》别册)成为《少帅》中的“含蓄”美学。张爱玲对“人”和“世”的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读者最难以忘怀的。我们能感受到译者一直努力维护张爱玲的文学气质,但文本似乎缺少些扑面而来的思想锐气和艺术新意,平稳已大于桀骜。

    从近年累积的优质作品看,创作者普遍都更擅长“年代叙事”,回到他们熟知的时代、熟稔的人群,小说展现出颇为从容潇洒的创作笔力。现实题材,尤以华人当下的海外生活为思考对象,略显固化和扁平。需要指出的是,陈谦《无穷镜》的“No Evidence”打开了新思路,珊映这一人物设计虽是作者擅长的“科技白领”,但创作视角继《爱在无爱的硅谷》《梦断南飞雁》后,实现了有时代意义和文学新意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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