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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教师节特刊】周阅 | 严绍璗先生的东亚文学关系与日本中国学研究——为纪念严先生七十寿辰而作(下)

发布日期:2015-09-24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比较所三十岁啦字号:[ ]


 二、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国际汉学研究

 

如前所述,严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此前十年,严先生已经从日本中国学研究开始了他的学术道路,其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正是始于日本中国学研究,而且他于1986年开始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国际汉学(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方向

严先生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日本中国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

 

 

(一)日本中国学研究

论及严先生在国际汉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廓清“汉学”、“中国学”和“Sinology”这几个概念。严先生本人更愿意对这一学科采用英语的“Sinology”来指称,之所以不使用汉语的“汉学”、“中国学”或“中国研究”等概念,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在对这一学科的汉语表述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存在恰恰表现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摆脱学术史上的混乱,因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学术界的对话中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和错位。

Sinology”指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和宗教等经典人文科学,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如蒙古学、满洲学(满族文化)、西藏学(藏学),乃至敦煌学、西域学、西夏学、渤海学等等。Sinology”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对来说具有综合性和概括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Sinology”包含着以历史时间和研究内容相区分的性质不尽相同的学术。[1]严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欧美各国及日本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汉语文化中称为“汉学”,而在各国的近代文明确立之后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汉语文化中称为“中国学”。

 

在“汉学”的时代,对研究者而言,他们意念中的“中国文化”就是“汉族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汉族文化”,他们不仅是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而且在不同的层面上还作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材料来加以吸收……而在“中国学”时代,对这些国家的学界而言,总体上说,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化”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存在,即只是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研究者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意识形态的材料吸收,而是在学理上作为认识与理解世界文化的一种学术,并进而利用这样的学术来构建自己本国的文化话语……[2]

 

例如,18世纪欧洲思想革命之前的欧洲学界以及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学界,学者们(包括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便是一种“汉学”领域的研究。前文讲到的分别进入欧洲和日本的中国儒学,就不仅仅是客体研究对象,而是被有意无意地纳入了他们自身的主体意识形态之中,德川幕府甚至把朱子学推升为当时日本的官方哲学。此种“汉学”与“中国学”的差异,在日本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先天密切性使然。

之所以要强调“汉学”与“中国学”在在汉语文化中”的表述,就是因为在日语的汉字词汇中同样存在“漢学”和“中国学”的概念,而二者是截然区分的,不同于中国学界目前的混淆状态。199412月在海南召开第一次国际汉学大会,日本学者到会后向组委会抱怨,他们按照“汉学”的概念准备了明治维新之前的材料,参会之后才发现讨论的议题竟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中国学”。在日本文化学术史上,把形成于14-15世纪、在江户时代(1603-1867)得到极大发展的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研究称为“漢学”;而把形成于20世纪初期、在近代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战前称“支那学”)。“日本近代中国学,是指在近代文化运动中从世界文化的研究中独立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它并不是明治时代之前的传统的‘汉学’的自然的衍生。……它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都具有与‘汉学’不同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3]日本传统汉学不单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日本中国学则是在辩证地否定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摆脱了汉学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拥有客观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严先生对Sinology”概念的坚持,也折射出他清晰明确的学术思维、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以及坚定不移的学术立场。

严先生不但清楚地界定了上述三个概念,而且明确地廓清了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与性质。国际汉学研究最主要的范畴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第二,研究中国文化在对象国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接受和变异;第三,研究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则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中国观;第四,总结各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各领域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

从上述范畴可以看出,国际汉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性质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相通之处。[4]国际汉学的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是中国的人文学术,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因此,这一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但是,国际汉学的研究主体即从事研究的学者,却生活在异文化语境当中,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等都与中国文化不同,因此,他们的研究中所蕴涵的价值判断以及所体现的批评标准,在本质上又都是其“母体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汉学既是中国文化,又不完全是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经过外国学者的理解、阐释和评价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学术。而国际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严先生这样总结国际汉学研究的性质:“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5]

同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一样,严先生也始终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国际汉学研究正名。在一些人看来,国际汉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情报、片段的信息,不成其为学术。严先生指出,将国际汉学研究定位为学术性工具的狭隘观念,是由于其评价标准建立在了对中国人文学术价值的自我中心的认定基础上,这将造成对国际汉学研究的真正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缺乏理解与把握,从而导致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价值认识不足。严先生以自己切实的研究和确凿的论证,纠正着人们的偏见和误解,证明了国际汉学研究是一门具有确定学术内容和重要研究价值的学科。

1964年,严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毕业后,在大副校长魏建功先生的推荐下留校从事燕京-哈佛学社(The Yenching-HarvardInstitute)的资料整理工作,这是严先生对国际汉学领域的最早接触,由此开始了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严先生正式介入了“日本中国学”研究。在研究的初期,严先生虽然对这一学科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却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人应该对国外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化有所认识。因此,从那时起严先生就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己所能地查找、编辑和报道一些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1979年,严先生利用中文系提供的有限的经费,与古文献专业同人一起编辑、打印并散发了《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同年开始,严先生在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主持的《古籍整理情况简报》(中华书局出版)上发表了很多关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情报报道,如《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分歧的见解》、《日本学者论〈诗经〉》、《日本学者论〈尚书〉》等等。1981年,严先生还为《简报》做了一个总结日本学者十年来对中国古史十大问题研究的增刊。这些小册子,是严先生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的见证。它们的问世,成为开启国际汉学研究大门的重要推动力量。

1974年,34岁的严先生来到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发源地之一——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接触日本文化。此次日本之行,成为严先生日后深入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契机,他不但结识了吉川幸次郎、增田涉、小川环树等许多日本学界知名的中国学家,而且缘此而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越生先生之邀开始编辑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与学者的目录,这份目录不断扩大、充实,成为严先生在日本中国学领域的第一部工具书《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的基础资料。《日本的中国学家》共收录了1000位日本中国学家,对这一领域日本学者的全貌作了一个基本的、全景式的呈现。该书如今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国际汉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同样在孙越生先生的主持下,《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和《苏俄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相继出版。这三部书作为“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代表了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对国际汉学的认识和研究状况,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尽管有些内容略显陈旧,对学界最新发展的介绍亦有不足,但仍然第一次系统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铺展了入门的道路。

1991年,严先生出版了专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该书以十章46万字的丰厚阐述,系统地梳理了日本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被国内外学界评价为中国人研究“国际中国学”的国别史中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中国文化弘扬于世界,以传入日本的时间为最早、规模为最大、反响为最巨。因此,要针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研讨,其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加之在起步阶段可借鉴的成果和可依靠的资料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其工作之艰辛亦不难想象。但经过严先生的孜孜矻矻的努力,终于在《日本中国学史》中,将中国文献东传日本的轨迹、日本传统汉学的发生、形成与流派以及日本近代中国学形成的条件、过程和性质等,条分缕析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应该特别注意的是,20世纪以后的日本中国学性质十分复杂,它既表现了日本人文学术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近代性觉醒,又杂糅承继了前几个世纪的武士领土野心,并且在某些方面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军国主义观念。因此,严先生所从事的研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挑战,即面对一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性人文资源,一方面要剔除其腐朽性成分,另一方面要揭示出其科学性、学术性的成分。《日本中国学史》的第十章“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挫折”,对日本“大陆政策”下的中国观、“满洲学”、“大东亚战略”体制下的中国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和文物的掠夺等方面,都展开了研究和批判。同时,第九章“近代日本中国学对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宝贵业绩”,则对战前日本中国学界在鲁迅研究等方面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和肯定。[6]

严先生在自己的学术实践基础上总结了从事国际汉学研究的学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他批评了在考察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研究时常见的一种思维惯性,即一看其态度是否友好、结论是否赞扬,二看其理解是否与我们一致。严先生指出,国际汉学的研究者首先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把中国文化看作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正因为世界各国都可以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才得以表现出其世界性价值。国际汉学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及学术积累都有较高的要求,研究者应该具有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既具有本国文化的素养,又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既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学科理论素养,又具有两种以上语文即汉语和对象国语言的素养。

在如今的中国学术界,国际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严先生认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界对国际汉学的日益重视,“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7]

严先生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积累开始,在对学术情报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的基础上,展开对“日本中国学”的学术阐述,以《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日本中国学史》等研究成果为代表,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史基础,推进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其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日本汉籍文献学

严先生在总结自己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时曾说,他在这一学术方面“着手于两件工作”,“一是始终坚持从基础性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编纂做起,二是努力于学术史和学科理论的建设,这二者又是相关联的。”[8]如果说前文介绍的是第二件工作,即“学术史和学科理论的建设”成就,那么下面要介绍的则是第一件,即“基础性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编纂”工作的贡献。

众所周知,书面文献是文化继承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中国文献典籍肇始东传,迄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典籍在日本的流散情况和存在状态如何,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却长期未能得到关注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这些典籍的来龙去脉,才能弄清楚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方式和特点。严先生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汉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世界意义得以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1985年,严先生应日本国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担任该所来自中国的首任“日本学”客座教授,从此开始着手实现他全面查访日藏汉籍的计划。1988年,严先生在香港树仁学院教学,他利用这一机会对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香港劫掠的汉籍进行了调查,摸清了许多真相。1989年夏至1990年春,严先生又应日本佛教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文学部客座教授,主持“中日文化与文学研究”讲座,在工作之余,严先生继续访书,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展开了更加广泛深入的追踪、调查。多年访书之后,1992年,严先生出版了日藏汉籍文献调查的第一部阶段性成果《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汉籍流布概论编”共五章,对汉籍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传入日本的轨迹、形式以及日本保藏汉籍的方式、特点等进行了宏观论述,从整体上梳理并呈现了汉籍向日本的流布;下编“汉籍流布特藏编”同样五章,对日本汉籍的主要收集和保存机构以及流入日本的具体汉籍的形态和价值,进行了微观的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严先生在海外查访汉籍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1996年,严先生出版了日藏汉籍文献调查的第二部专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又出版了《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到2007年,严先生出版了日本汉籍文献学的集大成之作——3卷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共计350余万字,从1985年正式起步以来,完全是作者凭一己之力,花费22年的心血,往返日本30余次,造访日本100多个藏书机构,搜集目前日本汉籍藏本约80%-85%,整理文献10800余种,才得以完成付梓的。从萌生编辑此书的想法,到最终正式出版,作者走过了从年过不惑到年近古稀的漫长岁月。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潮流中,能够如此忍耐寂寞,坚守理想,不能不令人钦佩和赞叹。恰如任继愈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过前人。……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汉学家们的钦重,因而能够接触到一般读者难以接触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缘再加上他为探索文化交流现象的宏愿,锲而不舍的毅力,达到了文献整理的新天地。”该书从文化史学的立场出发,整理自古以来传入日本的汉籍善本,分“经、史、子、集”四部,详细考察了其版本状态、保存机构、传递轨迹、识文记事、相关记载等,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全面著录日藏汉籍的大型工具书。但是,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此。由于严先生长期从事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在调查整理日藏汉籍的过程中,十分留意文本传递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后果,并把这一学术理念与传统的目录学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推进了跨学科的融通。该书在宏大的文献考察的基础上,又以文本事实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年的文化联系,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以及日本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任继愈先生称:“读此书,不仅广其见,也能助人开思路。”因为“前辈学人访求海外汉籍,他们的目光着眼于‘访书’,寻访中土失传而东土现存的珍本古籍,而没有从文化交流的大局做进一步系统的探讨。”而严先生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则“体现了现代学者治学的方法,透过中日汉籍交流的现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脉络。”[9]

汉籍向日本的流布是中日文化总体关系当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只有把它与总体的中日文化关系以及两国各自的文化综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它的真正意义。严先生的敏锐之处在于,能够以宏观的视角和跨文化的立场,从文献的搜集和信息的整理当中,发现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并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和提升,逐步建构起体系性的学术理论。对严先生来说,把材料发掘出来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材料学理化,使之成为构筑学科大厦的砖瓦,这不仅需要学术的敏感,而且需要理性的头脑和深厚的知识背景及学术积累。

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是国内文献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对它的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统。当今许多年轻人,甚至一些小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愿从事资料性的工作,也看不起从事资料工作的人。实际上,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正是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严先生的学术也是从研读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基本资料入手的。如今,经过40余年的积累,严先生独立追寻与钩沉散存于日本的汉籍文献,考辨其进入东亚地区的轨迹,解析域外汉籍的文化学意义,为东亚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示了原典实证的途径,并拓展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文化视野。严先生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学术成果为代表,已经构筑起了“日本汉籍文献学”。[10]

严先生治学,既有日本学者追索资料的细致翔实和一丝不苟,亦有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宏观视阈和总体把握,另外还有其自身的坚持不懈与勤奋钻研。文革期间,为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学习外语,严先生买来全国唯一的外文唱片《为人民服务》(用英文和日文朗读)反复地听。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严先生带去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反复阅读。70年代末,仅为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严先生就记录了两万张卡片,触摸了几千种材料。笔者在90年代初到严先生家拜访时,看到狭窄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从书桌上方到书架之间拉了一条绳子,上面挂满了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卡片,印象颇深。这种潜心学问的精神,值得晚辈后学及学界同人尊重和学习。

 

严先生的学术道路始终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以及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严先生有这样一段总结:

 

40多年前,我从触摸国际“Sinology”,特别是从30年前以较大的精力从事“日本中国学”起始关注“东亚文化关系”,又从宽泛的“文化关系”的兴趣中专注于“东亚文学关系”的研究。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关系”的研讨,从中获得关于“东亚文化”或“东亚文学”传递的某些“学术图谱”,从而成为阐述“日本中国学”的具有确定性的“真实的背景”。不意一旦进入这些领域,就把自己放置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中,从此便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使自己研究的主次颠倒,把“比较文学”的研讨变成了“主业”,而把“Sinology”的研讨变成了“副业”,但同时也使这一“副业”在相对广泛的层面上逐渐夯实了应有的学术基础。[11]

 

实际上,严先生的两大学术体系并无所谓主次,二者是交叉渗透、互补互益的。严先生的日本中国学研究,实际上也是“在‘比较思维’的指引中”[12]进行的,因此不仅在研究的地域范围和学科范畴,而且特别是在研究的观念方法上都与其比较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他正是通过比较的思维,探究并描摹了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

严先生的学术生涯,可以他的两句座右铭来概括:“踏实的学风,刻苦地学习;独立的思维,实在地研究。”


 


[1]实际上英文中也存在两个相关概念:“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汉学研究》主编、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将其归纳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参见阎纯德《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史的历演进》,《文史哲》2004年第5期。

[2]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第6-7页。

[3]严绍璗《20世纪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实证论的特质与经院学派的先驱者们》,见《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9月,第122页。

[4]关于汉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可参见乐黛云《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秋之卷)及阎纯德《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文史哲》2000年第6)等文章。严绍璗教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刊出的《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一书中,把“国际中国学”列为该书第二编的第三章,标题为《关于“Sinology”(中国学或汉学)的属性与范畴的思考——“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

[5]《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来新夏、张广达、严绍璗:海外汉学三人谈),《中华读书报》2000719日,“文史天地”版。

[6]《日本中国学史》经严绍璗教授修正补充后定名为《日本中国学史稿》,收入阎纯德、吴志良二先生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中,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刊出。

[7]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第7页。

[8]严绍璗《我和日本中国学》,见《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9]此段引文均见任继愈《序》,《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10]在本文完稿时获悉,20099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又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1]严绍璗《确立关于表述“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第3页。

[12]严绍璗《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4页。

 

文章来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UwNjcyNA==&mid=212429007&idx=2&sn=0d850e00edec069a3e59ae2340b422ae&scene=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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